1878年8月13日午夜，赫尔辛基总督府的书房里灯火通明。博布里科夫伯爵站在巨大的欧洲地图前，手里捏着一支红蓝铅笔，却没有在图上标记。他的目光越过地图，望向窗外深沉的夜色。花园里的玫瑰在夜风中摇曳，花瓣在煤气路灯昏黄的光晕中呈现出不真实的鲜艳，像垂死者脸颊上最后一抹血色。
书房里还坐着三个人。伊格纳季耶夫议员脸色灰败，手里捏着已经冷透的茶杯，指节因用力而发白。瓦西里耶夫教授摊开笔记本，用铅笔快速记录着什么，但笔尖在纸上划出的线条凌乱破碎，透露出内心的焦躁。第三厅特使亚历山大坐在最远的扶手椅里，双腿交叠，姿态看似放松，但眼睛像两枚冰冷的玻璃珠，在灯光下反射着毫无感情的光。
“明天。”博布里科夫终于转身，声音像西伯利亚冻土般又冷又硬，“明天是最后期限。八月十四日，议会必须就改革法案进行表决。八月十五日零点，特别状态生效。军队进城，议会解散，全面控制。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伊格纳耶夫动了动嘴唇，声音干涩：“总督阁下，委员会今天又拖了一天。科尔霍宁那老家伙提出要成立‘小组委员会逐条审议’，曼纳海姆在附议，利萨宁那个法学家居然也支持。约翰松议长又妥协了。明天能否表决，还”
“必须表决。”博布里科夫打断他，走到书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像一头准备扑食的猛兽，“我不管委员会怎么拖，我不管那些芬兰人耍什么花样。明天，八月十四日，下午三点，议会必须开会。四点，必须开始表决。六点前，必须有结果。如果程序走不通，就走特别程序。如果议员不够，就算到场的议员投票。如果还有人阻挠”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但每个字都像淬毒的针，“就抓人。以‘危害国家安全、妨碍帝国政策’的名义，抓几个最活跃的。曼纳海姆，科尔霍宁，利萨宁，谁跳得最欢就抓谁。彼得主任的例子在那里，他们应该明白后果。”
伊格纳季耶夫的脸更白了。抓议员，这在芬兰议会历史上从未有过。即使是在俄国控制最严的时期，对议员的逮捕也极为谨慎，通常要用“健康原因”、“个人事务”等借口变相驱逐。直接以政治罪名抓捕，等于彻底撕破脸，等于告诉所有芬兰人：议会不再是议会，是摆设；法律不再是法律，是废纸。
“总督阁下，”他艰难地说，“抓议员影响太大了。外国记者都在盯着，瑞典、德国、英国的外交官会抗议，欧洲舆论会”
“让他们抗议。”亚历山大特使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柏林会议后，欧洲知道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决心。几个芬兰议员被捕，不会改变任何事。瑞典不敢动，德国不想为芬兰和俄国开战，英国太远。至于舆论”他微微一笑，那是冰冷的、嘲讽的笑，“舆论是健忘的。一个月后，世界就会有新的热点。三个月后，没人记得芬兰发生了什么。半年后，芬兰就会成为帝国地图上一个平静的省份，像波罗的海其他省份一样，安静，顺从，被遗忘。”
瓦西里耶夫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总督阁下，工业控制方面，我们准备好了。明天凌晨，我的人会全面接管伊瓦洛钢厂，逮捕伊万厂长，查封所有档案。同时，搜查帕维莱宁的实验室。但”他犹豫了一下，“但根据索罗金的报告，实验室的核心设备似乎已经转移了，数据也不全。我们可能拿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就逼帕维莱宁交出来。”博布里科夫冷冷地说，“教授是体面人，有地位，有荣誉。用他的家人，用他的学生，用他在学术界的前途逼他。如果他还不合作，就让他‘意外’。实验室火灾，煤气泄漏，什么理由都行。一个不合作的学者，对帝国没有价值，对芬兰也没有好处——死了，还能成为警告，告诉其他学者，合作是唯一出路。”
瓦西里耶夫的手抖了一下，铅笔在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歪斜的线。他是学者，不是屠夫。逼供可以，但谋杀而且谋杀一个在学术界有国际声誉的教授，这太过了。但他没敢反驳，只是低头记录。
“港口和边境呢？”博布里科夫看向亚历山大。
特使从怀里掏出一份电报稿，放在桌上：“今天下午收到的。波尔沃港那边，列昂尼德已经增加了三倍人手，对每艘出港船只进行开箱检查。过去三天，扣留了七艘可疑船只，但没发现‘苔原号’那批人。估计他们已经进入瑞典领海了。拉普兰边境，尼古拉中尉报告，萨米部落加强了防御，在矿区周围挖了壕沟，建了掩体。还发现他们有瑞典制造的步枪，数量不详。他请求授权，在特别状态生效后，立即对矿区发动全面进攻，用炮火清除抵抗。”
博布里科夫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拉普兰那片广袤的苔原上：“批准。八月十五日零点，特别状态生效后，尼古拉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秩序。炮击矿区，摧毁防御，抓捕或击毙所有抵抗者。但记住，要留几个活口，要公开审判，要让他们承认是受了芬兰‘分离主义者’的煽动和武装。这样，我们镇压就有理有据，是‘反恐’，是‘平叛’，不是‘侵略’。”
！他转身，目光扫过三人：“所以，总结一下。明天，八月十四日，议会必须通过改革法案。如果不行，就抓人，强行通过。同时，全面接管工业和教育系统，控制港口和边境。后天，八月十五日，特别状态生效，军队进城，全面军事管制。拉普兰那边，武力清除抵抗。一周内，完成对芬兰的全面控制。一个月内，让芬兰变成帝国一个安静的、顺从的省份。有问题吗？”
书房里安静下来。只有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赫尔辛基港隐约传来的夜班货轮汽笛声，像这座城市沉重而不安的心跳。
伊格纳季耶夫最终站起来，深深鞠躬：“遵命，总督阁下。我会确保议会明天表决。”
瓦西里耶夫也站起来，动作有些僵硬：“我会完成工业接管。”
亚历山大特使最后一个起身，微微欠身：“第三厅会配合一切行动。圣彼得堡在等待好消息。”
三人离开。书房里只剩下博布里科夫一人。他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伏特加，没有加冰，一饮而尽。火辣的酒液从喉咙烧到胃里，带来一种虚假的温暖和力量。
他走到窗前，望着赫尔辛基的夜色。城市的灯火在黑暗中延绵，像一片星海，美丽，但脆弱。明天之后，这片星海将笼罩在刺刀和军靴的阴影下，将失去最后一点自主的光芒，变成帝国版图上一块沉默的、顺从的灰色补丁。
他想起了许多年前，他还是年轻军官时，第一次来到芬兰。那是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联合舰队炮击赫尔辛基。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城外，看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在炮火中颤抖，但最终守住了。那时他觉得，芬兰是帝国最西方的堡垒，是抵御欧洲入侵的盾牌。
现在，二十四年后，他要亲手砸碎这块盾牌，不是因为盾牌不再坚固，是因为盾牌想有自己的意志，想决定面向哪个方向，想保护谁，抵抗谁。
这很可惜，但必须做。帝国需要的是工具，不是伙伴；是肢体，不是头脑；是服从，不是选择。芬兰七十年的自治，给了芬兰人错误的幻想，让他们以为可以和帝国讨价还价，可以保留自己的法律、议会、文化、未来。
不，不行。帝国不允许。沙皇不允许。历史不允许。
弱小就要挨打，落后就要挨打，不听话就要挨打。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理，是永恒的法则。芬兰太小，太弱，离圣彼得堡太近，没有不听话的资格。
窗外传来钟声，午夜十二点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八月十四日，决定芬兰命运的日子。
博布里科夫放下酒杯，走到书桌前，开始给圣彼得堡写报告。他要汇报明天的计划，请求最后的授权，为这场持续了三个月的较量，画上句号。
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啃食桑叶，缓慢，但坚定，要把芬兰这个特殊的自治体，彻底消化，变成帝国肌体上一块普通的、没有个性的组织。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在格里彭伯格宅邸，在议会大厦，在大学实验室，在波尔沃的驳船上，在拉普兰的苔原上，那些守护火种的人，也在做最后的准备。
风暴，真的要来了。
倒计时，二十四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