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日晚九时，赫尔辛基“老橡木”酒馆二楼的小房间里，烟雾浓得几乎化不开。齐盛小税徃 已发布醉辛蟑劫煤油灯的光在劣质烟草的烟雾中晕成昏黄模糊的一团，勉强照亮围坐在桌边的十几张脸。科尔霍宁坐在主位，独眼在灯光下闪着锐利的光，扫过每个人的脸。科伊维斯托坐在他左右，再往外是另外九个老兵，年龄从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都是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或早期边境冲突的老兵，退役后散落在赫尔辛基的码头、工厂、铁路，像被遗忘的锈钉，但此刻，在炉火前重新聚集，重新擦亮。
房间里异常安静，只有劣质烟草在肺叶里过滤的嘶嘶声，和远处街道隐约传来的马车辘辘声。这些老兵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或工装，有些还别着早已失去光泽的服役勋章。他们互相认识，或不认识，但此刻坐在一起，因为一个共同的呼唤：芬兰需要他们，最后一次。
“人都齐了。”埃里克开口，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在座的十二位，加上我、马蒂、拉西，一共十五人。这就是我们在赫尔辛基能召集的全部力量。外面还有二十几个答应帮忙的，但不会直接参与战斗，负责传递消息、准备物资、照顾伤员。”
他顿了顿，独眼里闪过复杂的光：“明天，八月十四日，是最后一天。议会将就改革法案进行表决。但我们都清楚，表决只是形式，结果早已注定。博布里科夫要的不仅是法案通过，是要彻底摧毁芬兰的自治。所以，明天之后，特别状态，军队进城，全面军管。我们在赫尔辛基，要做点什么。”
一个缺了右手食指的老兵——那是枪械走火炸掉的——闷声问：“埃里克，直说吧，要我们干什么？送死的话，老子不怕。但死要死得值，要死得让俄国佬记得疼。”
“不送死，但要让俄国佬疼。”埃里克从怀里掏出一张手绘的赫尔辛基简图，摊在桌上，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了十几个点，“明天下午，议会表决时，我们要在赫尔辛基制造混乱。不是武装起义，是骚扰，是拖延，是让俄国人知道，赫尔辛基不是他们能轻易接管的。”
他手指点在地图上的几个位置：“马蒂，你带五个人，负责港口区。任务不是战斗，是破坏——在俄军到达前，破坏两到三台关键的港口起重机，让港口瘫痪半天。用炸药，用火烧，用铁锤砸，怎么快怎么来。但记住，不要伤人，特别是不要伤平民。完成后立刻分散撤离，按预定路线撤往波尔沃。”
马蒂点头，粗壮的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港口起重机的分布：“三号、五号、七号起重机是关键，毁了这三台，大船就卸不了货。我有炸药，帕维莱宁教授给的，威力不大，但炸轴承足够了。”
“拉西，”埃里克看向前骑兵，“你带三个人，负责电报局和火车站。任务同样是破坏——切断主要电报线路，破坏火车站调度室的设备。不用彻底摧毁，只要让他们明天无法正常通讯和调度就行。你的俄语好，必要时可以扮成俄国工人混进去。”
拉西沉默地点头，擦拭着那把从不离身的俄式军刀，刀身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
“剩下的六个人，跟我。”埃里克的手指在地图上老城区划了个圈，“我们在老城区制造混乱。在主要街道设置路障——用马车，用垃圾箱，用一切能找到的东西。在屋顶布置狙击点，用猎枪打冷枪，专打军官和传令兵。在关键巷口布绊索和陷阱。不追求杀伤，只追求拖延，制造恐慌，让俄军推进速度慢下来，给议会里的那些人，争取最后一点时间，说完他们该说的话，做完他们该做的事。”
一个瘸腿的老兵——那是斯韦阿堡要塞保卫战时被炮弹碎片所伤——啐了一口：“埃里克，咱们这几杆破枪，十几个人，能拖多久？俄军一个连两百人，有机枪，有骑兵。正面打，一小时就完蛋。”
“所以不打正面，打游击，打完就跑。”埃里克盯着他，“我们是老兵，懂巷战，熟地形。赫尔辛基的街道我们走了几十年，每条巷子，每个后院，每处能藏身的地方，我们都清楚。俄国兵是外来者，不熟。我们利用这一点，拖他们两小时，三小时，就是胜利。因为每拖一分钟，议会就多一分钟辩论，就多一分钟让世界知道芬兰发生了什么。每拖一小时，就有更多的人能撤出赫尔辛基，更多的技术资料能运出去，更多的火种能保存。”
他站起身，独眼里闪着近乎狂热的光：“先生们，我们都知道，这一战，我们赢不了。芬兰太小，俄国太大。明天之后，自治会结束，议会会解散，军队会接管，黑暗会降临。但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就看着黑暗降临。我们要在黑暗降临前，点燃最后一把火，发出最后一声呐喊，告诉俄国人，告诉世界，告诉后人：芬兰人，没有不战而降！芬兰人，在最后一刻，依然在反抗，在战斗，在守护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家园！”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老兵们沉默着，但眼睛里开始燃起光。那是早已熄灭的、属于战士的光，属于那些曾经在战场上为祖国流血、退役后被遗忘、但骨子里依然流淌着战士血液的人，在生命尽头，被重新点燃的光。
瘸腿老兵第一个站起来，用他那条好腿跺了跺地板，发出沉闷的响声：“他娘的！老子这条腿废了二十年，早该死了。多活了二十年，赚了。明天，老子用这条废腿，再为芬兰跑一次。埃里克，我跟你，守老城区。”
缺指老兵也站起来，用缺了食指的右手握拳捶胸：“算我一个！老子打枪是不行了，但埋炸药、设陷阱在行。当年在塞瓦斯托波尔，老子用土地雷炸过俄国佬的补给车。明天，让赫尔辛基的俄国佬也尝尝老子的手艺！”
一个接一个。十二个老兵，全部站起来。年纪最大的六十五岁，最小的四十八岁，人人带伤，人人有残缺，但此刻，腰背挺直，眼神锐利，像回到了年轻时的军营，在接受最后、最危险、也最光荣的任务。
埃里克看着他们，独眼里有泪光闪动。但他忍住，用力点头：“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下午两点，各自到位。三点，议会开始表决，我们开始行动。记住，不硬拼，不恋战，打了就跑，拖了就走。活下来，就是胜利。因为活下来，就能继续战斗，用别的方式，在别的地方，继续为芬兰战斗。”
他从桌子底下拖出个木箱，打开，里面是十几把左轮手枪，几把猎枪，一些炸药，雷管，导火索，还有一堆子弹。“武器不多，但够用。每人一把左轮，二十发子弹。猎枪给马蒂的人，他们需要射程。炸药分三份，马蒂、拉西、我各一份。记住，省着用，这是我们在赫尔辛基最后的存货。”
老兵们默默领取武器，检查，装填，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那是几十年前在战场上用生命学会的技能，本以为此生不会再用的技能，在生命尽头，被重新唤醒，为同一场战争，同一个祖国，做最后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奉献。
分发完武器，埃里克又从怀里掏出十几个小布袋，每个里面装着二十马克：“路费。无论明天结果如何，行动结束后，立刻撤离赫尔辛基。去波尔沃，去乡下，去瑞典，去哪里都行，但不要留下。俄国人会搜捕，会报复，留下来就是死。这钱不多，但够路上用。收下，别推辞。”
老兵们接过钱袋，没人说话，但眼神说明一切——他们中很多人没有家人，没有工作，没有未来，这二十马克，可能是他们此生最后一笔钱，但没人会在意。因为明天之后，钱还有什么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为芬兰，最后燃烧一次。
“还有，”埃里克最后说，声音低沉下去，“如果如果我明天回不来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说就说我们是一群老疯子，老糊涂，做了一场不切实际的梦。不要说我们是为了芬兰，不要牵连家人，不要给俄国人报复的借口。就让我们，安静地消失，像从未存在过。但你们心里要知道，我们做了，我们战了，我们为芬兰，尽了最后一份力。这，就够了。”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像在雕刻墓碑，也像在铸造勋章。
瘸腿老兵忽然笑了，那是豁达的、看透生死的笑：“埃里克，你这说的什么话。咱们这些老家伙，早就该死了。多活了这么多年，是赚的。明天，咱们就去告诉俄国佬：芬兰的老兵，还没死绝！芬兰的精神，还没断根！就算咱们都死了，也会有年轻人站起来，继续战斗，直到芬兰自由的那一天。咱们，只是第一批，不会是最后一批。”
“对！第一批！不是最后一批！”老兵们低声应和，声音不大，但坚定，像誓言，像战歌，在这个破旧酒馆的小房间里，在暴风雨前夜，悄然响起，微弱，但真实，像地火在黑暗中运行，等待破土而出，燃烧一切压迫，照亮一切黑暗。
埃里克看着他们，这个六十岁的老兵，独眼里终于流下泪来。但他很快擦掉，举起右手，握拳，放在胸前——那是芬兰军人宣誓时的姿势。
“为了芬兰。”他说，声音嘶哑，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
“为了芬兰。”十二个老兵同时举拳，放在胸前，齐声回应。声音不整齐，不洪亮，但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像古老战歌的回声，在时间的长廊中回荡，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永不停息。
窗外，赫尔辛基的夜色深沉。城市在沉睡，不知道在这个破旧酒馆里，一群被遗忘的老兵，正在为它，准备最后的守护，最后的抗争，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