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瑞典外交部大楼的会客室里，索尔伯格厂长坐在深红色的天鹅绒扶手椅中，双手放在膝盖上，努力保持着工业家应有的从容姿态，但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膝盖，暴露了内心的焦躁。会客室装饰华丽，墙上挂着历代瑞典国王的肖像，深色橡木的家具擦得锃亮，壁炉上方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即使在八月阴郁的天光下也闪闪发光。但这一切庄严华丽的布置，在索尔伯格眼中只显得冰冷而遥远，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戏剧布景，而他只是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
“索尔伯格先生，抱歉让您久等了。”伯爵在对面扶手椅坐下，林德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文件夹，“您关于芬兰局势的紧急约见，我收到了。请说。”
索尔伯格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两人之间的桃花心木茶几上：“伯爵阁下，林德专员，这是我过去十天收集的关于芬兰特别状态实施情况的报告，包括：军事管制细则，逮捕名单，处决记录，文化压制措施，经济控制条款。还有，”他顿了顿，声音低沉，“‘苔原号’沉没事件的详细经过，以及阿尔托·西贝柳斯的死亡证明。”
“我不是请求开战，伯爵阁下。”索尔伯格控制着情绪，“我请求瑞典政府在外交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公开谴责特别状态违反1809年《波尔沃协议》，在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国首都进行外交斡旋，要求俄国恢复芬兰自治。同时，以人道主义名义，接收芬兰难民，提供医疗、食物、住所。这些都是国际法允许的，不会给俄国动武的借口。”
“临时措施？”索尔伯格忍不住提高声音，“细则里明确写着要推行俄语教育，改变司法体系，控制经济，移民俄国农民。这是系统性同化，是永久性改变芬兰的地位！等‘局势稳定’，芬兰已经不再是芬兰了！”
“也许。”伯爵平静地说，“但索尔伯格先生，您必须面对现实：芬兰是俄国的一部分，这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认的。瑞典在1809年战败后，已经永久放弃了芬兰。现在，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平衡：我们保持中立，不挑衅，俄国尊重我们的独立。这个平衡很脆弱，我们不能为芬兰打破它。”
索尔伯格感到一阵冰冷从脊椎升起。他明白了，完全明白了。瑞典政府不会为芬兰冒险。道义是奢侈品，只有强者才消费得起。瑞典是弱者，只能在强邻的阴影下小心生存，不敢为已经失去的领土招惹灭顶之灾。
“那么，那些逃到瑞典的芬兰人”他声音干涩，“‘苔原号’的幸存者，萨米难民，政治犯家属瑞典会怎么处理？”
林德翻开文件夹：“根据内阁昨天通过的决定：所有芬兰难民需登记，接受背景审查。政治人物、抵抗组织成员、被俄国通缉者，不能获得政治庇护，只能给予临时人道停留许可，期限三个月。三个月后，必须离境，或申请转为普通移民——前提是放弃政治活动，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瑞典与俄国关系的行为。至于‘苔原号’幸存者，目前救起九人，其中一人伤重死亡，剩下八人正在医院治疗。身份核实后，将按此政策处理。”
“放弃政治活动？”索尔伯格几乎要站起来，“这些人很多是工程师、教师、律师，是芬兰的未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是为了保存芬兰的知识和技术，为了有一天能回去重建祖国！让他们放弃政治活动，等于让他们放弃灵魂！”
“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回去。”伯爵的声音冷了下来，“瑞典没有义务保护每个想推翻邻国政府的人。我们提供的是人道援助，不是政治庇护。索尔伯格先生，我建议您和您的‘芬兰之友协会’也记住这一点：在瑞典境内从事支持芬兰抵抗的活动，是违法的。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旦俄国提出正式抗议，我们必须依法处理。”
沉默。会客室里只有壁炉钟摆的滴答声，像在倒数什么。索尔伯格看着眼前这两个瑞典官员，看着他们平静而坚定的脸，看着他们眼中那种“现实政治”的冰冷光芒，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阿尔托死了，船沉了，人救了，但救出来的人可能无处可去。芬兰在流血，在死去，而最近的邻居，同文同种的邻居，只能提供有限的纱布和面包，和一句“不要惹麻烦”。
“我明白了。”索尔伯格最终说，声音疲惫，“感谢您的时间，伯爵阁下，林德专员。”
他起身，收起文件，转身走向门口。在门边，他停下，没有回头：“我只说最后一句。一百年前，瑞典失去芬兰时，古斯塔夫三世国王说：芬兰是瑞典盾牌上掉落的一块。现在，这块盾牌的碎片正在被熔毁，重铸成俄国锁链上的一环。今天瑞典可以沉默，可以现实，可以平衡。但总有一天，当俄国觉得瑞典这块盾牌也碍事时，谁来为瑞典说话？谁来为小国的生存权利说话？道义也许无力，但失去道义的国家，最终也会失去朋友，失去尊严，失去生存的资格。愿瑞典好运。”
说完，他推门离开。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沉重，孤独，像一场已经知道结局的战争里，最后的、无望的冲锋。
“道德高地不能当饭吃，安德斯。”伯爵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斯德哥尔摩灰蒙蒙的天空，“瑞典只有五百万人口，俄国有一亿。我们的军队只有俄国的十分之一。我们需要时间，需要工业化，需要强大，才能在俄国面前挺直腰杆。而现在，我们只能忍耐，只能现实，只能平衡。”
他转身，看着林德：“但私下里，我们可以多做一点。通知红十字会，给芬兰难民的配额增加百分之二十。通知移民局，对‘技术移民’——工程师、医生、教师——审查从宽。通知海军，在领海边缘‘偶然’遇到芬兰难民船时，可以‘人道救援’。但记住，没有书面命令，没有官方承认。一切都在水面下进行。”
“明白，阁下。”林德点头，在文件夹上记录。
“还有，索尔伯格的‘芬兰之友协会’，只要不太过分，不用管。让民间去表达道义，政府保持沉默。这是小国的生存智慧，安德斯。希望在黑暗中，但行动在阴影中。愿上帝原谅我们的妥协，也愿上帝保佑芬兰。”
窗外，斯德哥尔摩下起了细雨。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上，留下蜿蜒的水痕，像眼泪，像伤痕，像一个民族无声的哭泣，和另一个民族沉默的羞愧，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流淌，无人听见，但真实存在。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在索尔伯格的马车里，这个五十八岁的工业家望着窗外的雨，望着这座美丽而冷漠的城市，望着那些匆匆走过的、对芬兰命运一无所知或不愿知道的瑞典面孔，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和一种奇怪的、冰冷的决心。
既然政府不能依靠，那就靠自己。既然道义无人伸张，那就用金钱、用技术、用工业的力量，在暗处支持，在暗中保存，在黑暗中，让地火运行，让希望传递，让芬兰的火种，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存活，成长，等待，直到有一天，能重新点燃，照亮故土，温暖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