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11月30日，赫尔辛基上空铅灰色的云层低垂得像要压垮整个城市。清晨六点，天色依然昏暗如午夜，只有煤气路灯在渐起的风雪中投下几团昏黄的光晕，勉强照亮空无一人的街道。雪从午夜开始下，起初是细碎的雪粒，后来变成密集的鹅毛大雪，在呼啸的北风裹挟下，横扫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屋顶、窗台、街角堆积起越来越厚的白色。气温已降至零下十五度，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点，预示着这个冬季将比往年更加漫长、更加严酷。
地窖里还有七个人。佩卡、安娜、利波、托米、阿赫蒂、维尔塔宁，以及五天前刚刚吸收的新成员——前陆军军需官埃罗，一个四十五岁的鳏夫，因“管理不善”被解职，实际上是因为拒绝配合克扣芬兰士兵的口粮。加上埃里克，八个人，挤在这个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像一群在寒冬中抱团取暖的困兽。
食物已经见底。角落的木箱里只剩下：半袋黑麦面粉（大约五公斤），一罐腌鲱鱼（还剩三条），一小袋土豆（十几个，有些已经发芽），一包盐，半罐猪油。按照最低配给计算，只够八个人吃三天。而他们与外界联络的三个主要渠道——教堂网络、工人网络、学生网络——在过去一周都传来坏消息：因严寒和物资短缺，活动几乎停滞；多个安全屋因无法取暖被迫放弃；至少五名外围成员因“违反宵禁”被捕，其中两人冻死在街头。
燃料更是危机。地窖原本靠一个小铁炉取暖，烧煤或木柴，但现在煤和木柴都被俄国军方严格控制，普通市民购买需要特别许可证，而抵抗网络成员根本无法获得。他们只能靠捡拾——建筑废墟的碎木、公园的枯枝、甚至从垃圾堆里翻找可燃物。但这样的来源在持续三天的暴风雪中已经断绝。铁炉从昨天起就熄火了，地窖温度降至冰点，呼出的气息在胡须和眉毛上结霜。
“体温三十四度二。”安娜用颤抖的声音说，从埃罗腋下取出体温计，凑到煤油灯前辨认水银柱的高度。埃罗是前天外出联络时遭遇暴风雪，在街头昏迷，被巡逻的俄国兵发现，以“违反宵禁”为由殴打后丢弃在雪地里。佩卡和托米冒险将他背回，但严重的冻伤和失温让这个前军需官陷入持续的低体温状态，意识模糊，不时说胡话。
“必须送医院，否则会死。”利波低声说，这个前海关官员脸色青紫，嘴唇干裂，右手指尖有明显的冻疮。
“医院不会收。”佩卡摇头，缺了食指的右手下意识地摩挲着一块冰冷的铁片——那是他印刷机的零件，像护身符一样带在身上，“俄国人控制所有医院，政治犯和‘可疑分子’会被直接转交第三厅。送他去等于送死。”
“那怎么办？看着他死？”托米的声音因寒冷和焦急而尖锐。这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已经失去了很多同学和朋友，无法再接受一个同伴在眼前死去。
埃里克沉默。他盯着煤油灯的火苗，独眼里反射着那点微弱的光。作为网络的核心，他必须做出决定，但每个决定都像在刀尖上行走。送埃罗去医院，暴露网络，所有人危险；不送，埃罗可能死，士气崩溃，网络也会瓦解。两难。
“我去搞药。”维尔塔宁忽然说，这个十九岁的铁匠学徒站起身，动作因寒冷而僵硬，“我知道码头区有个黑市医生，俄国人，但贪财，只要给够钱，他会出诊，不问病人来历。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买过医用酒精和绷带。”
“多少钱？”埃罗虚弱地问。
“冻伤治疗，加上退烧药、抗生素至少要一百马克。”维尔塔宁顿了顿，“而且，他只要黄金或瑞典克朗，不收俄国卢布或芬兰马克，说卢布在贬值。”
地窖里一片沉默。一百马克黄金，是普通工人四个月的工资。网络剩余的资金早已耗尽，埃里克变卖了最后一件银器，佩卡拿出了妻子的嫁妆首饰，安娜动用了丈夫的抚恤金，利波典当了祖传的怀表，托米向瑞典的姐姐借了钱。但所有这些都是纸币，在黑市上不值钱，尤其在这个物资短缺的冬天，黄金才是硬通货。
“我有这个。”阿赫蒂忽然开口，这个沉默的码头工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布仔细包裹的小包，打开。里面是一枚金质怀表，表盖上刻着双头鹰图案，背面有一行俄文：“赠予英勇的士兵，1877”。表链是纯金的，在煤油灯下闪着诱人但危险的光泽。
所有人都盯着那块表。很明显，这是从俄国军官那里“获取”的——要么是偷，要么是抢，要么是在战斗中缴获。在特别状态下，私藏、贩卖、尤其是盗窃帝国军官财物，是重罪，一旦被发现，不仅是持有者，所有相关人员都可能被牵连，以“抢劫帝国军人、破坏军事秩序”的罪名处决。微趣小税 嶵歆蟑踕哽鑫筷
“阿赫蒂，这”埃里克的声音嘶哑。
“去年春天，俄军一个中尉喝醉了，在码头调戏我妹妹。”阿赫蒂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打晕了他，拿了表。本来想卖掉，但没找到可靠的人。现在，救人要紧。”
地窖里安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和外面风雪呼啸的声音。煤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跳动，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道德、法律、生存、危险，在这个冰冷的地窖里碰撞、交织。拿这块表去黑市，能救埃罗，但可能暴露网络，引火烧身。不拿，埃罗可能死，而每个人心里都会留下“见死不救”的阴影，网络的凝聚力会崩溃。
“我去。”维尔塔宁伸手接过金表，用油布重新包好，塞进怀里最贴身的衣袋，“我知道怎么和那个俄国医生打交道。他贪财，但也谨慎，不会问东西来源。而且，”他顿了顿，“我伪造过他的出诊证明，有把柄在手，他不敢乱来。”
埃里克看着维尔塔宁年轻但坚定的脸，看着这个本该在铁匠铺里打铁、在大学里学习的少年，现在要带着赃物，在暴风雪中，去黑市找俄国医生，为一个濒死的同伴争取生的希望。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如果还活着，也和维尔塔宁差不多大，可能也会在这样的夜晚，做这样危险而高尚的事。
“小心。”埃里克最终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如果感觉不对，立刻放弃，表不要了，人回来。我们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蜂巢的原则。”
维尔塔宁点头，穿上最厚的衣服——一件打补丁的厚呢大衣，一条羊毛围巾包住头和脸，戴上破旧的手套。佩卡检查了他的鞋子，确保鞋底没有明显磨损痕迹，不会在雪地上留下特征明显的脚印。安娜给了他一小瓶劣质伏特加——“必要时喝一口，能短暂御寒，也能伪装成醉汉”。
准备完毕，维尔塔宁从地窖的隐蔽出口离开，消失在暴风雪中。地窖里剩下七个人，围着煤油灯，沉默地等待。埃罗的呼吸变得更加微弱，体温计显示已降至三十三度八。安娜用最后一点温水浸湿布条，擦拭他的脸和手，但效果微乎其微。佩卡检查了食物储备，决定将今天的配给再减半——每人只有一小块黑麦面包和一口腌鱼汤。
时间在寒冷和焦虑中缓慢流逝。外面风雪声越来越大，像无数野兽在咆哮，撞击着建筑，摇撼着门窗。地窖的温度继续下降，煤油灯的火苗缩得更小，光线更加昏暗。托米开始低声背诵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片段，声音颤抖但清晰：
“远古时代，天地初开，
万籁寂静，唯有水声。
一只灰鸭，翱翔天际，
寻找筑巢之地，在无尽虚空”
古老的韵律在冰冷的地窖里回荡，像咒语，像祈祷，像这个民族在绝境中，用语言和记忆保存的最后一点温暖，最后一丝力量。其他人安静地听着，闭上眼睛，想象着那个神话中的、没有俄国人、没有特别状态、没有寒冬和饥饿的芬兰，那个存在于诗歌和记忆中的、自由而丰饶的家园。
三个小时后，地窖的隐蔽门被敲响，是约定的暗号。佩卡开门，维尔塔宁跌跌撞撞地进来，浑身覆盖着厚厚的雪，脸冻得发紫，但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他抖掉雪，解开布包，里面是几盒药：磺胺粉、冻伤膏、退烧药片，还有一小瓶医用酒精。最下面，是用油纸包着的一大块黑麦面包和一条熏肉——显然是医生“附赠”的，作为金表价值的找零。
“医生来了？”埃里克急切地问。
“来了，在外面巷子里等着，不敢进来。”维尔塔宁喘着气，从怀里掏出剩下的一点黄金——表链被拆下，表壳给了医生，链子还在，“他检查了埃罗，说严重冻伤加肺炎，必须立刻用药，否则撑不过今晚。给了这些药，但说如果明天不退烧，必须送医院，他也没办法。”
安娜立刻行动，用温水化开药片，扶起埃罗，小心喂下。然后解开他冻伤的手脚包扎，涂抹冻伤膏，重新用干净的绷带包好。医用酒精用来擦拭腋下、腹股沟，帮助散热。整个过程，埃罗只是发出几声模糊的呻吟，没有完全清醒。
“医生还说了什么？”埃里克问。
维尔塔宁的表情变得凝重：“他说，这个冬天会很难熬。俄国军方已经下令，所有民用燃料优先供应驻军和俄国移民社区。普通芬兰人取暖用的煤和木柴，配给量只有去年的一半。而且，特别税征收困难，很多家庭交不起，房屋被查封，人被赶出来。这几天，已经有十几个人冻死在街头，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地窖里一片死寂。只有风雪声，和煤油灯芯燃烧的噼啪声，像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在寒冬中沉重而痛苦的心跳。
“他还说，”维尔塔宁的声音更低了，“第三厅在利用这个冬天清洗‘可疑分子’。以‘违反宵禁’、‘盗窃燃料’、‘囤积物资’等名义，大规模逮捕，然后送到西伯利亚，说是‘劳动改造’，实际上很多人会在路上冻死。我们要特别小心，尤其这个地窖，必须有可靠的取暖来源，否则不是冻死，就是被迫外出寻找燃料，暴露被抓。”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埃里克看着地窖中央熄灭的铁炉，看着角落里所剩无几的食物，看着煤油灯越来越微弱的光，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力。特别状态像一张巨大的铁网，而寒冬是收紧这张网的助力。他们像网中的鱼，挣扎的空间越来越小，氧气越来越稀薄，死亡越来越近。
但就在这时，埃罗忽然动了一下，睁开眼睛，虽然眼神涣散，但意识似乎恢复了些。他看了看围在身边的同伴，嘴唇翕动，发出微弱的声音：“冷好冷”
安娜握住他的手，轻声说：“坚持住，埃罗。药效上来了，你会好起来的。我们都在这里，陪着你。”
埃罗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个人的脸，在埃里克的独眼上停留片刻，然后，奇迹般地，嘴角扯出一个极其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笑容：“蜂巢还在”
说完，他又昏睡过去。但体温计显示，体温开始缓慢回升：三十四度一，三十四度三
地窖里，七个人互相看了看，在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是悲伤，是疲惫，是恐惧，但也是决心，是温暖，是那种“我们在一起，我们还有彼此，我们就还能坚持”的微弱但真实的力量。
埃里克站起身，尽管寒冷让他每一个关节都在疼痛。他走到地窖墙壁前，那里用炭笔画着一个简单的符号：一个蜂巢，周围有八只工蜂。这是他们网络的核心象征。他用冻僵的手指，在蜂巢旁边，画下了第九只工蜂——代表埃罗，代表这个在暴风雪中险些死去、但又顽强活下来的新成员。
然后他转身，对大家说：“听好。这个冬天会很难，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难。但我们有药了，有食物了，有彼此了。从明天起，我们要重新规划：第一，寻找可靠的取暖来源——下水道余热、工厂废热、任何能利用的热源。第二，扩大食物储备——黑市、农村、任何可能的地方。第三，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保存体力，等待春天。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保持希望，保持信念，记住我们是芬兰人，是蜂巢的工蜂，是地火运行的守护者。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蜂巢就在，地火就在，希望就在。”
他顿了顿，声音在寒冷的地窖里显得异常清晰：“现在，分食面包和熏肉，每人一份。然后休息，轮流值夜。愿芬兰的冬天，冻不死不屈的心。”
煤油灯终于熄灭了，地窖陷入完全的黑暗。但七个人（不，现在是八个人了）挤在一起，分享着有限的食物和体温，在风雪呼啸的冬夜里，在死亡的边缘，用最原始的方式——彼此的体温，彼此的呼吸，彼此的存在——抵抗严寒，抵抗绝望，抵抗那个试图用寒冬和刺刀摧毁这个民族的庞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