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深吸一口气，让那冰冷而污浊的空气充满肺部，然后继续向前走。他的脚步很轻，但在这寂静的走廊里依然发出清晰的回响。他穿着司法部调查员的深色便装，手里拿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看起来像是例行公事。但实际上，文件夹里只有几张白纸，而他此行的目的，也绝非“公事”那么简单。
在b-7牢房前，他停下。门上的窥视孔里透出微弱的光——那是牢房内唯一一盏昼夜不灭的油灯。彼得罗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选了一把，轻轻插入锁孔。锁舌弹开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他推开门，闪身进去，然后迅速关上，重新锁好。
“彼得罗夫先生，”曼纳海姆的声音嘶哑，但清晰，“又是深夜来访。这次带来了什么新的‘科学审讯法’？还是新的药剂？”
彼得罗夫没有回答，而是走到牢房中央那张唯一的木凳前坐下，将文件夹放在膝盖上。他环顾四周，目光在墙壁上那些几乎看不清的刻字上停留片刻，然后重新看向曼纳海姆。
“曼纳海姆议员，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审讯。”彼得罗夫压低声音，确保即使门外有耳朵贴着偷听，也听不清具体内容，“我带来了一些消息，和一些问题。如果你愿意听，并且愿意回答，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事。”
曼纳海姆微微动了动，调整了一下坐姿，毯子滑落，露出下面单薄的囚衣和手腕上被镣铐磨出的深紫色淤痕。“对双方都有利？”他重复这句话，语气带着淡淡的讽刺，“彼得罗夫先生，你是帝国司法部的官员，我是被控叛国罪的政治犯。我们之间，有什么‘双方利益’可言？”
“也许有。”彼得罗夫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比如，真相。比如，正义。比如芬兰的未来。”
曼纳海姆的眼睛眯了起来，像在评估彼得罗夫的真诚度。几秒钟的沉默后，他说：“说吧。我听着。”
彼得罗夫打开文件夹，取出最上面的一张纸。那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一封信，用芬兰语书写，字迹娟秀，显然是女性的笔迹。林德，从斯德哥尔摩托人辗转送来的。她通过瑞典红十字会的人道渠道，将这封信混在药品和食物包裹里，送到了总督府。我恰好负责检查这些‘可疑物品’，截获了它。”
他将信纸递过去。曼纳海姆没有立刻接，而是看着彼得罗夫，眼神锐利：“你为什么给我看？按照程序，你应该直接交给格奥尔基，作为我‘通敌’的新证据。
“因为我读了信的内容。”彼得罗夫说，声音更低，“艾玛在信里没有提及任何政治，没有传递任何情报。她只是告诉你，她在瑞典很好，在索尔伯格厂长的帮助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找到了一份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她每天都在学习瑞典语，阅读关于芬兰历史和法律的书籍。她说她相信你会坚持，相信春天会来，相信有一天你们会在自由的土地上重逢。她说她等你，无论多久。”
曼纳海姆的手指微微颤抖。他接过信纸，在油灯下快速阅读。确实是艾玛的笔迹，那些温柔的、充满韧劲的句子，像一束光，穿透牢房的黑暗，刺痛他的眼睛。他读了两遍，然后将信小心地折好，握在手中，像握住一件珍贵的圣物。
“谢谢你。”曼纳海姆说，声音有些哽咽，但很快控制住，“但这不足以解释你的行为，彼得罗夫先生。为什么冒险？”
彼得罗夫靠回椅背，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不像官员，更像一个疲惫的知识分子。“曼纳海姆议员，我来自莫斯科，是法学教授出身，三年前被调入司法部，负责帝国边疆地区的‘法律适应性评估’。我来芬兰之前，对这里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芬兰大公国，1809年并入帝国，享有特殊自治地位，是帝国面向西方的窗口。我以为这里会是法治的典范，是帝国多元包容的证明。”
他重新戴上眼镜，眼神复杂：“但过去六个月，我看到的现实是：特别状态细则系统地剥夺了芬兰人的宪法权利，军事法庭未经审判就处决‘可疑分子’，第三厅用酷刑逼供，文化同化政策强制推广俄语，经济控制掠夺芬兰财富。而你，一个依法选举产生的议员，因为履行议员职责，被关在这里，遭受审讯，面临死刑。这不是法治，这是暴政。这不是帝国的荣耀，这是帝国的耻辱。”
！曼纳海姆静静听着，没有打断。他能看出彼得罗夫眼中的挣扎，那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那种良知与职责的冲突。这种表情，他在一些俄国官员脸上见过，但很少如此直白地表露。
“所以，”彼得罗夫继续说，“我开始私下调查。不是以官方身份，而是以个人名义。我查阅档案，访谈囚犯，收集证据。我发现，特别状态所谓的‘恢复秩序’，实际上制造了更多混乱和仇恨。镇压没有消灭抵抗，反而让抵抗转入更深的地下，让更多普通芬兰人从旁观者变成同情者，甚至参与者。而国际社会，尤其是德国和英国，对芬兰问题的关注正在增加。长期来看，帝国的政策是在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声誉。”
“你想说什么？”曼纳海姆问。
“我想说，也许有另一条路。”彼得罗夫身体前倾，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不是镇压，也不是立即独立，而是某种有限的妥协。恢复部分自治权利，赦免非暴力政治犯，放松文化管制，换取芬兰人的合作，稳定边境，改善国际形象。这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也符合芬兰人的基本诉求。”
曼纳海姆笑了，那是一种苦涩而讽刺的笑：“彼得罗夫先生，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圣彼得堡的那些人，博布里科夫总督，格奥尔基特派员，他们不相信妥协，只相信力量。在他们看来，任何让步都是软弱的表现，都会鼓励其他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高加索人）提出类似要求。，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但如果证据足够有力呢？”彼得罗夫的眼神变得锐利，“如果我能证明，特别状态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消耗帝国资源，制造长期隐患，甚至可能引发国际干预呢？如果我能提供详细的报告，用数据、案例、证人，向沙皇陛下展示另一种选择呢？”
曼纳海姆盯着他：“你想让我帮你收集这些证据？通过我，联系地下抵抗组织，获取内部信息？”
“不。”彼得罗夫摇头，“那样太危险，也会让你陷入更深的麻烦。我想问的是：从你的角度看，从芬兰人的角度看，什么样的妥协是可能的？底线是什么？哪些是可以谈判的，哪些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清晰的框架，一份有说服力的分析，也许我能用它来说服圣彼得堡的某些人，推动政策的调整。”
牢房里陷入长久的沉默。油灯的火苗跳动，在墙壁上投下两人晃动的影子。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凌晨四点了。曼纳海姆闭上眼睛，思考。彼得罗夫的话听起来真诚，但可能是陷阱，是格奥尔基设计的新审讯技巧，用“妥协”的诱饵套取更多信息。但如果彼得罗夫是真诚的，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俄国官员，在体制内为改变而努力，那么他的提议可能就是一线微光，一个机会。
“彼得罗夫先生，”曼纳海姆最终开口，睁开眼睛，“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但你必须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请问。”
彼得罗夫的表情黯淡下来：“他还活着，但状况很糟。被关在地下四层的特别监禁区，单独囚禁，每天接受审讯。格奥尔基亲自负责，使用了各种手段。但埃里克很坚强，没有招供任何关键信息。不过，他的健康状况在恶化，旧伤复发，加上审讯的折磨，可能撑不了多久。”
曼纳海姆感到心脏收紧。他想起埃里克在议会大厅里沉默而坚定的身影，想起他在“老橡木”酒馆里说的那句“芬兰的火种，我们来守护”。现在，这个守护者在黑暗的地牢里，用生命守护秘密，用痛苦证明忠诚。
彼得罗夫摇头：“我不知道。第三厅在全力搜捕她，因为她可能是‘蜂巢’网络残存的核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她的消息。她要么隐藏得很好，要么已经”
他没有说完。曼纳海姆明白意思。要么活着隐藏，要么死了，或者被捕了但身份尚未暴露。
“第三，”曼纳海姆深吸一口气，“你个人，彼得罗夫先生，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冒着失去职位、自由、甚至生命的风险，帮助一个敌国的政治犯？你想要什么？金钱？名誉？还是某种救赎？”
彼得罗夫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摘下眼镜，再次擦拭，动作缓慢，像在整理思绪。“我父亲，”他最终说，声音很轻，“是莫斯科大学的法学教授，一生研究罗马法和自然法。他常对我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正义的标准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良心。他经历过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严酷时代，见过十二月党人被处决，见过波兰起义被镇压。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伊万，如果有一天你手握权力，记住，法律应该保护弱者，制衡强者，而不是相反。’”
他将眼镜戴好，看着曼纳海姆：“我来芬兰，手握调查权，见证了强者的法律如何压迫弱者。如果我视而不见，如果我同流合污，我就背叛了父亲的教诲，背叛了我学法律的初衷。我不想要金钱，不想要名誉，更谈不上救赎——我没有犯下需要救赎的罪。我只是想做正确的事，在我还能做的时候。即使这改变不了大局，即使这充满风险，但至少，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可以对自己说：我试过了，我没有沉默。”
曼纳海姆看着这个俄国官员，看着他眼中那种混合着理想主义、疲惫、和微弱但坚定的光芒，相信了他的真诚。也许彼得罗夫改变不了帝国，改变不了特别状态，但他至少是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在体制的缝隙中，点着一盏微弱的灯。
“好，”曼纳海姆说，“我告诉你我的想法。但你必须承诺两件事：第一，将艾玛的信留给我，或者至少让我保留复印件。第二，如果可能，想办法改善埃里克的处境，哪怕只是一点点——更多的食物，干净的绷带，一本可以阅读的书。这不会影响审讯，但能让他活得更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
彼得罗夫点头：“我无法承诺太多，但我会尽力。信你可以留着，我会说在检查时弄丢了。至于埃里克我会以‘防止重要犯人死亡影响调查’为由，建议改善基本待遇。但格奥尔基可能不会同意。”
“尽力就好。”曼纳海姆说。他挪动身体，在稻草堆上坐直，开始说话，声音平静而清晰，像在议会发表演说：
“彼得罗夫先生，你问芬兰人能接受什么样的妥协。我的回答是：恢复1809年《波尔沃协议》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四点：第一，恢复芬兰宪法和议会的立法权，废除特别状态，帝国在芬兰的统治必须通过法律和议会程序，而非总督法令。第二，保障芬兰语与俄语的平等地位，取消强制俄语教育，恢复芬兰语学校、报纸、出版自由。第三，恢复芬兰的财政和税收自主权，特别税必须经过议会批准，且用于芬兰本地，而非帝国军费。第四，赦免所有非暴力政治犯，包括我本人，重新审查暴力案件，确保公正审判。”
他顿了顿，看到彼得罗夫在快速记录，继续说：“这是底线，不是起点。在此基础上，芬兰人愿意在国防、外交、关税等帝国共同事务上与圣彼得堡合作，承认沙皇为芬兰大公，继续效忠。但内部事务——法律、文化、经济、教育——必须由芬兰人自己决定。这是七十年来形成的传统，也是《波尔沃协议》的承诺。破坏这个平衡，就是破坏帝国在芬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彼得罗夫记录完毕，抬头：“如果圣彼得堡同意这些条件，你能保证芬兰的抵抗运动会停止吗？那些地下网络，那些破坏行动，那些逃亡组织？”
“我不能保证。”曼纳海姆坦诚地说，“我不是抵抗运动的唯一领导者，甚至不是主要领导者。我只是一个议员，一个发声者。但如果你恢复法治，恢复权利，恢复对话的可能，那么绝大多数芬兰人会选择法律途径而非暴力手段。因为芬兰人本质上是守法的民族，我们相信程序，相信谈判，相信在体制内争取权利。是特别状态关闭了所有合法渠道，才迫使一些人走向地下，走向暴力。打开一扇门，很多人会走进来；封死所有门，很多人会翻墙。”
彼得罗夫若有所思地点头。他合上笔记本，将那张白纸重新放回文件夹，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木凳上。“这里面是一些干净的绷带、药膏、和一小瓶维生素粉。给你的。小心使用，别让狱卒发现。”
他又掏出一本薄薄的书，是俄文版的《罗马法原理》。“这是法律书籍，不涉及政治，你可以阅读。我会告诉狱卒，这是我批准的，用于‘研究囚犯思想状态’。”
曼纳海姆接过书和布包，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是感激，是警惕，是希望，也是更深的悲哀。这个俄国官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善，但改变不了大环境。就像在洪流中扔下一块石头，激起一点涟漪，然后被更大的浪吞没。
“彼得罗夫先生，”曼纳海姆最后说，“如果你真的想推动改变，我建议你重点收集特别状态的经济成本数据。帝国在芬兰驻军、镇压、管理的开支，与芬兰能提供的税收和资源，做一个对比。然后对比如果恢复自治，减少驻军，缓和矛盾，芬兰的经济潜力能得到多大释放，能向帝国贡献多少。圣彼得堡的那些人可能不关心法律和权利，但一定关心卢布和资源。用利益说服他们，比用道义更有效。”
彼得罗夫眼睛一亮：“很好的角度。我会去做。谢谢，曼纳海姆议员。”
他站起身，走到门边，又回头：“还有一件事。格奥尔基在策划对你进行公开审判，以儆效尤。他需要你的‘认罪’和‘悔过’，作为审判的高潮。如果你坚持不合作，他可能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包括用你的家人施压。艾玛在瑞典，他动不了，但你在芬兰的亲戚朋友”
！曼纳海姆的脸色变了：“我父母年迈，妹妹体弱，她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但格奥尔基不在乎。”彼得罗夫低声说，“我会尽量拖延，但时间不多。你早做准备。”
说完，他打开门锁，闪身出去，重新锁好。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最终消失。牢房里重新陷入寂静，只有油灯的火苗跳动，和曼纳海姆沉重的心跳。
他握着艾玛的信，握着那本《罗马法原理》，握着那个小小的布包，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彼得罗夫带来的，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更清晰的绝望——让他看到改变的微弱可能，也看到这可能的渺茫和危险。公开审判，家人受威胁，埃里克在死亡边缘，安娜下落不明，抵抗网络支离破碎黑暗如此深重，而光如此微弱。
但他没有倒下。他小心地将艾玛的信藏进囚衣的夹层，将布包塞进稻草堆深处，然后翻开《罗马法原理》。在油灯下，他阅读那些关于正义、权利、程序的古老论述，仿佛在与两千年前的先贤对话。而在书的空白页，他用指甲悄悄刻下新的句子：
“彼得罗夫来访，言妥协可能。告以底线：宪法、语言、财政、赦免。其人或诚，然力微。格奥尔基谋公开审判，以儆效尤。须早谋应对，护家人，传信息。地火未灭，当续燃之。记于1879年3月5日夜。”
刻完，他合上书，靠在墙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艾玛的脸，埃里克独眼中的坚定，安娜沉稳的眼神，彼得罗夫复杂的表情。这些脸，这些眼神，交织成一张网，将他托住，不让他沉入绝望的深渊。他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必须坚持，必须等待。科伊维斯托，是芬兰的议员，是那些还在黑暗中战斗的人的精神象征。他的生命，他的声音，他的笔，都是地火的一部分，在监狱的深处，在石头的缝隙里，燃烧着，记录着，相信着，那个必须到来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