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马克。对一个流亡组织来说，不是小数目，足够维持“芬兰之家”三个月的运转，支付几十个流亡家庭的基本生活，印刷几千份宣传册，贿赂几个瑞典官员获取情报。但对索尔伯格来说，这钱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因为它背后是德国人的算计，是地缘政治的博弈，是芬兰成为大国棋子的又一个证明。
他放下电报，看向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长桌旁坐着六个人：瑞典“芬兰之友协会”林德，一个六十岁的退休外交官；协会的秘书长埃娃·安德森，五十岁，社会活动家；瑞典红十字会芬兰事务代表古斯塔夫·拉尔森，四十五岁，医生出身；两个刚从芬兰逃出来的政治犯——前议员约翰·科尔霍宁（与埃里克同姓但无亲属关系），六十二岁，因“煽动叛乱”被判处十年苦役，在流放路上被秘密救出；年轻教师莉娜·维尔塔宁，二十八岁，因在地下学校教芬兰语被捕，在瑞典萨米部落的协助下越境。最后，是索尔伯格的助手，年轻的工程师埃里克·斯文松，负责技术事务。
“先生们，女士，”索尔伯格开口，声音因疲惫而有些沙哑，“柏林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德国人愿意给钱，但不会公开介入。他们希望芬兰问题成为牵制俄国的筹码，但不希望引火烧身。这在意料之中。”
林德主席点头，用他那种职业外交官特有的、平稳而谨慎的语气说：“德国人的谨慎可以理解。柏林会议后，欧洲的均势很脆弱。德国在东面要遏制俄国，在西面要防备法国，在南面要关注奥匈帝国。在芬兰问题上走得太远，可能引发俄国的过激反应，甚至战争。而德国还没准备好两线作战。”
“那我们怎么办？”年轻教师莉娜问，她脸上还有逃亡路上的疲惫和惊恐，但眼中有着不肯熄灭的光，“等着德国人准备好？等着俄国人把我们的人杀光？等着芬兰在特别状态下慢慢死去？”
“当然不。安德森说，这位社会活动家以言辞犀利着称，“德国人不公开介入，我们就找别人。英国呢？法国呢？欧洲的舆论呢？索尔伯格先生，你在伦敦和巴黎都有联系人，他们怎么说？”
索尔伯格从文件夹里取出几份文件：“伦敦的反应复杂。自由党内阁，尤其是格莱斯顿本人，同情小民族的自决权。他曾在议会发言，谴责俄国在芬兰的暴行。但英国外交部更关心的是地缘平衡：不希望俄国在波罗的海过于强大，但也不希望与俄国彻底敌对，尤其是在中亚和近东的竞争背景下。他们的策略是外交施压，舆论谴责，但不采取实质性行动。我联系了《泰晤士报》的编辑，他们愿意继续刊登关于芬兰的报道，但要求证据确凿，不能是道听途说。”
“法国呢？”拉尔森医生问。
“法国正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恢复，专注于国内建设和殖民扩张。对东欧事务兴趣有限。而且，法国与俄国正在靠近，有结成同盟对抗德国的趋势。在芬兰问题上，法国不会得罪俄国。”索尔伯格顿了顿，“至于欧洲舆论我们有同情，但不够强烈。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芬兰是个遥远、陌生、寒冷的地方，那里的斗争看起来像地方纠纷，不是人道危机。我们需要更有冲击力、更具体的证据，才能唤起广泛关注。”
“证据我们有。”前议员科尔霍宁开口，他声音虚弱，但每个字都清晰，“我在监狱里待了八个月，见过至少五十人被折磨致死。我记录了他们的名字、死因、尸体处理方式。我还记得审讯我的格奥尔基说过的话：‘芬兰是实验室，我们要在这里测试，如何最有效地改造一个民族的思想。’这些，够不够具体？够不够冲击？”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索尔伯格看着这个老人，看着他脸上那种混合着痛苦、愤怒、和某种奇怪平静的表情，知道这些“证据”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不仅是科尔霍宁自己的八个月地狱，还有那五十个无名者的生命，和无数看不见的创伤。
“够。”索尔伯格最终说，“但这些需要整理，需要验证，需要翻译成各国语言，需要合适的渠道发布。而且，时机很重要。现在发布，可能被俄国人反咬一口，说是‘抵抗组织的宣传’。”
“那什么时候是‘合适时机’？”莉娜追问。
索尔伯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林德主席：“阿尔内，瑞典政府的态度有没有变化？格尔伯爵，在俄国大使威胁要引渡三十七人后，有什么新动作？”
！格尔伯爵在走钢丝。
“这不够！”莉娜激动地说，“我们需要瑞典公开站在芬兰一边！需要军事援助！需要外交承认！”
“孩子，”林德看着她，眼神温和但坚定，“瑞典只有五百万人口，军队不到十万，海军只有几艘老式战舰。俄国有一亿人口，在芬兰就有四万驻军。瑞典公开站在芬兰一边，等于自杀。我们能做的，是在不引发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帮助芬兰人。这是现实政治，不是童话。”
现实政治。这个词让索尔伯格感到一阵恶心。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刚开始做生意时，父亲对他说：“卡尔，在商场上，要现实，要计算，要妥协。但在良心上，要有底线，有坚持，有不惜代价也要守护的东西。”现在，芬兰就是那“不惜代价也要守护的东西”，但代价是什么？是瑞典的安全？是欧洲的和平？还是芬兰人自己的血？
他走到会议室角落的一块黑板前，拿起粉笔：“比如，我们不只说‘俄国在芬兰镇压’，而说‘安娜，一个二十四岁的修女，在赫尔辛基的街头，用身体挡在枪口前，救下受伤的哥哥’。不说‘芬兰人被迫学俄语’，而说‘莉娜老师，在地下室里，用煤油灯照明，教孩子们用芬兰语读《卡勒瓦拉》，因为她说，语言是民族的灵魂’。不说‘萨米人被驱逐’，而说‘奥拉，一个二十二岁的母亲，在零下二十度的苔原上，带领族人迁徙，用生命为孩子们争取生路’。这些故事，配上照片、画像、手写信，通过报纸、小册子、公开演讲传播出去，让欧洲的普通人看到，芬兰不是一个地理名词，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在为了最基本的尊严和生存而战。这样，同情才会变成行动，舆论才会变成压力。”
会议室里的人们看着这个年轻的工程师，眼中有了新的光芒。索尔伯格尤其感到欣慰——埃里克是他从芬兰救出来的技术骨干之一，原本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生，现在在“芬兰之家”负责技术设备的维护和宣传品的印制。这个年轻人不仅有技术头脑，还有政治智慧。
“好主意。”德森首先赞同，“我们需要具体的、有感染力的人物故事。莉娜，你就是现成的例子。还有科尔霍宁议员，你的监狱经历。索尔伯格先生，你在芬兰的联络人，能不能提供更多这样的故事？特别是那些普通人的，母亲、孩子、老人、工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特别状态摧毁，他们如何以微小的方式抵抗。”
索尔伯格点头：“可以。我在赫尔辛基还有可靠的联络人，可以通过秘密渠道收集故事和证据。但运输有风险，需要时间。”
“时间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林德说，他走到窗边，望着斯德哥尔摩的街道，“德·格尔伯爵私下告诉我，俄国大使又在施压，要求瑞典关闭‘芬兰之家’，停止一切‘反俄宣传’。伯爵在顶，但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月内，在国际上制造足够的舆论声浪，迫使俄国有所顾忌，那么瑞典政府可能真的会妥协，关闭我们，驱逐流亡者。那时，芬兰人在国际上就真的孤立无援了。”
一个月。索尔伯格感到时间的重量。一个月内，要收集故事，要制作宣传品，要联络欧洲媒体，要发动舆论运动，要改变大国政治的算计。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必须完成，因为没有退路。
“那么，”索尔伯格站起身，声音恢复了工业家的决断力，“我们分工。埃里克，你负责技术部分，设计宣传册的版式，制作幻灯片（如果可能），准备公开演讲的视觉材料。莉娜，你写自己的故事，越详细越真实越好。科尔霍宁议员，你整理监狱回忆，但注意保护还活着的人。埃娃，你负责联络瑞典和欧洲的妇女组织、工会、教会，组织巡回演讲。拉尔森医生，你通过红十字会渠道，收集医疗和人道方面的证据。林德主席，你继续与外交大臣沟通，争取政府默许我们的活动。而我，负责资金、国际联络、和芬兰内部的情报收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他环视众人：“一个月。我们要让芬兰的故事，传遍欧洲。我们要让博布里科夫和格奥尔基知道，他们的暴行不是秘密，会被记录，会被传播，会被历史审判。我们要让每一个芬兰人知道，他们不是独自在战斗，世界在看，在听，在关心。也许这改变不了今天的枪声，但可能改变明天的选择。也许这救不了今天要死的人，但可能救下明天要出生的人。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也是我们必须做的。”
没有人反对。因为这是绝望中唯一的希望，是黑暗中微弱但真实的光。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失败，可能被驱逐，可能被遗忘。但他们必须尝试，必须战斗，必须为那些在芬兰的土地上，在监狱、在苔原、在地下室、在街头，用生命和尊严抗争的人们，争取一点国际的注视，一点道义的支持，一点也许能改变天平的、微小的重量。
会议结束，人们散去，各自开始工作。索尔伯格独自留在会议室，重新拿起那份柏林的电报，看着上面的数字：五千马克。然后，他打开保险箱，取出一本厚厚的账本，开始计算：印刷费用，差旅费用，贿赂费用，流亡家庭生活费，秘密渠道运输费五千马克，远远不够。他需要更多钱，更多资源，更多支持。
他走到办公桌前，摊开信纸，开始写信。不是用密码，是用清晰的商业信函格式，写给他在汉堡、伦敦、纽约的商业伙伴。内容不是政治，是“人道援助”，是“慈善募捐”，是“为受苦的芬兰儿童提供食物和药品”。他知道，这些精明的商人能看懂弦外之音，能算出政治风险和人道声誉之间的账。有些人会拒绝，有些人会犹豫，但总会有些人，像他一样，在利润之上，还有良心，在现实之上，还有理想。
写完第十封信，天已经黑了。斯德哥尔摩的灯火在窗外亮起，温暖而宁静。但索尔伯格知道，在波罗的海的对岸，在芬兰，黑夜更深，灯火更暗，枪声更近。而他，一个五十八岁的瑞典工业家，用他的笔，他的钱，他的信誉，在异国的首都，为那个正在流血的邻国，点燃一盏微弱的灯，架起一座脆弱的桥，传递一句无声的呐喊：
芬兰还在。
地火在运行。
世界，请你看，请你听，请你记住。
因为记住，是抵抗的开始。而开始，是希望的种子。在黑暗的夏日风暴中，种子在土里，等待雨过天晴，破土而出，长成森林，还世界以颜色，还芬兰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