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879年8月20日凌晨三点，“芬兰之家”大部分人都已沉睡，只有地下工坊还亮着灯。斯文松的帮助，坚持要亲手排完这篇稿子——莉娜·维尔塔宁写的《地下教室的煤油灯：一个芬兰教师的故事》。稿子不长，只有一千五百字，讲述她如何在特别状态下，在赫尔辛基工人区的地下室里，用一盏煤油灯照明，教二十几个工人的孩子学习芬兰语、历史、算术，直到被捕、审讯、越狱、流亡瑞典的经历。文字朴实，没有煽情，但细节真实：煤油灯冒出的黑烟让孩子们咳嗽，课本是用废纸手抄的，上课时听见俄国巡逻队的脚步声就立刻静默，有个叫米科的孩子总是问“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学校里上课”
索尔伯格排得很慢。不仅仅是因为不熟练，更因为每个字母、每个单词、每个句子，都像有重量，压在他的手指上，心里。他排到莉娜描述被捕那天的段落：“他们冲进来时，我正在教孩子们唱《我们的土地》。一个士兵用枪托砸碎了煤油灯，玻璃和煤油溅了孩子们一身。一个六岁的女孩吓哭了，士兵对她吼：‘闭嘴！’我用身体挡住她，说：‘她还小，不懂事。’然后他们把我拖出去，孩子们在后面哭。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芬兰语的诗句，在黑暗的走廊里，渐渐远去”
排到这里，索尔伯格停下来，摘掉眼镜，用袖口擦了擦眼角。他不是容易动感情的人，五十八年的人生，经历过生意失败、亲人离世、政治挫折，早已学会了用理性和计算面对世界。但莉娜的文字，像一根细针，刺穿了他层层包裹的外壳，触碰到里面那个依然会痛、会悲伤、会愤怒的、属于人的部分。
“索尔伯格先生，”斯文松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年轻人端着一杯咖啡走下来，“您该休息了。这篇稿子我来排吧，天亮前一定能印好。”
索尔伯格摇摇头，重新戴上眼镜：“不，这篇我必须亲手排。因为这是一种责任。莉娜老师用笔写下这些，我用手把这些字变成铅字，印在纸上，散发出去，让成千上万的人读到。这就像传递火种。如果我不亲手触摸每个字母，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埃里克理解地点头，将咖啡放在工作台边，然后走到另一台手摇印刷机前，开始检查油墨和纸张。他是技术负责人，确保印刷质量是他的职责。过去一个月，在索尔伯格的资金支持和林德主席的人脉帮助下，“芬兰之家”建立了一个小型的、但专业的宣传机器：两台手摇印刷机，一套完整的铅字（包括芬兰语特殊字母?、?），油墨和纸张的稳定供应渠道，以及一个覆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等主要城市的秘密发行网络。印刷品主要是小册子、传单、明信片，内容从政治评论到个人故事，从数据分析到诗歌漫画，目标是多角度、多层次、持续不断地向瑞典和欧洲公众呈现芬兰的真相。
但这只是机器的一半。另一半，是索尔伯格在过去几周精心建立的“信息收集-整理-分发”体系。他在赫尔辛基还有三个可靠的联络人：一个是在总督府做文员的远房侄子，定期偷出非机密的行政文件；一个是瑞典驻赫尔辛基领事馆的副领事，同情芬兰，提供外交情报；还有一个是芬兰路德教会的牧师，通过教会网络收集民间见闻。欣丸夲鉮栈 哽薪罪全这些信息通过外交邮袋、走私船、乔装的信使，源源不断地送到斯德哥尔摩，由埃里克·斯文松和几个流亡学生整理、翻译、编写，变成印刷品的素材。
“国际反应统计出来了吗？”索尔伯格一边排字一边问。
埃里克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表格：“过去四周，我们在瑞典、挪威、丹麦、德国、英国、法国的四十七家报纸上，共发布了六十三篇关于芬兰的文章或读者来信。其中三十八篇是直接采用我们提供的稿件，二十五篇是记者根据我们的材料自行采写的。主题分布：特别状态暴行二十一篇，个人故事十九篇，经济分析十一篇，历史法律背景八篇，国际呼吁四篇。从读者来信和报纸销售看，个人故事类最受欢迎，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经历，最容易引发普通人的同情。”
“政界反应呢？”
“瑞典议会‘芬兰之友’议员团从九人增加到十四人，自由党在议会提出了‘要求俄国尊重芬兰自治’的动议，虽然被否决，但引发了辩论。英国下议院进行了两次质询，自由党议员格莱斯顿公开批评俄国政策。德国国会也有议员提及，但声音较弱。法国几乎没有反应。”埃里克顿了顿，“但有个新情况：英国《泰晤士报》驻圣彼得堡的记者发回报道，说俄国宫廷内部对芬兰政策有分歧，温和派认为高压无效，建议调整。这可能是个机会。”
！索尔伯格排完最后一个句号，小心地将排字盘锁紧，走到印刷机前。埃里克已经调好油墨，铺好纸张。索尔伯格摇动手柄，滚筒滚过，一张印满文字的纸被吐出来。他拿起，在灯下检查：字迹清晰，墨色均匀，没有污迹。很好。
“印五百份。”索尔伯格对埃里克说，然后走到工作台边，拿起咖啡喝了一口，已经凉了，但提神，“你刚才说的机会，我考虑过。但我们需要更具体的、能打动那些俄国温和派的材料。不是暴行——他们可能觉得那是‘必要的代价’——而是数据，利益计算。特别状态对帝国经济造成了多少损失？对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战略地位有什么负面影响？如果调整政策，能获得什么好处？”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我让在汉堡的会计师朋友做的初步分析。根据公开数据和有限的内幕消息，过去一年，帝国在芬兰的军费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两百，而芬兰对帝国的税收贡献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如果考虑间接损失——贸易中断、投资减少、劳动力流失——帝国每年在芬兰问题上的净损失可能超过一千万卢布。而如果恢复自治，减少驻军，缓和矛盾，芬兰的经济潜力释放出来，每年可能为帝国多贡献五百万卢布以上的税收，还能成为帝国面向西方的技术和贸易桥梁。”
埃里克惊讶地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图表：“这些您从哪里弄来的数据？”
“一部分是公开的俄国财政报告，一部分是芬兰流亡商人提供的估算，一部分是贿赂。”索尔伯格平静地说，“我花了五千马克，买通了一个俄国财政部的低级官员，拿到了非公开的经济数据。当然，这些都是非法的，但如果能改变政策，拯救生命，我觉得值。”
他将文件夹递给埃里克：“你把这份报告整理成通俗版本，不超过十页，配上图表，翻译成俄语、德语、英语。然后通过我们在圣彼得堡、柏林、伦敦的联络人，秘密送给那些可能影响决策的人：俄国财政大臣、德国外交部官员、英国银行家。记住，不要用‘芬兰之家’的名义，用‘关心帝国利益的商人’或‘国际投资者’的名义。我们要让他们觉得，这不是政治宣传，是理性的利益分析。”
“明白。”埃里克接过文件夹，快速浏览，“但这需要时间，至少两周。”
“我们有时间。”索尔伯格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斯德哥尔摩沉睡的城市，“特别状态一周年，是个节点。博布里科夫需要用‘胜利’向圣彼得堡交代，所以加大镇压。但同时，问题积累了一年，成本显现了一年，反对的声音也在积累。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节点上，用故事触动普通人的心，用数据说服决策者的脑。双管齐下，内外夹击，也许能撬开一条缝。”
他转身，看着工坊里堆积的纸张、油墨、铅字，和那两台沉默但有力的印刷机，缓缓说：“埃里克，我年轻时在德国学机械工程，老师告诉我：机器没有善恶，看谁用它，为什么用。印刷机可以印皇帝的诏书，也可以印自由的文章。铅字可以组成谎言，也可以拼出真相。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用机器和铅字，为那些在芬兰不能用嘴说话的人，发出声音；为那些在黑暗里看不见的眼睛，点亮灯火。这很慢，很难，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必须做，因为如果我们不做，就没人做了。”
埃里克点头，年轻的脸上有着超越年龄的严肃：“我明白，索尔伯格先生。我会尽全力。”
索尔伯格拍拍他的肩，然后走回工作台，开始排下一篇稿子——前议员科尔霍宁的《监狱八个月：一个老人的见证》。窗外，斯德哥尔摩的天空开始泛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而在波罗的海对岸，在芬兰，黎明还未到来。但在这里，在地下工坊里，在铅字和油墨间，在老人和青年的手中，地火在运行，用纸与墨，用故事与数据，用理性与情感，一点一点地，撬动坚冰，传递温暖，等待那个必须到来的、冰消雪融、真理显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