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莱宁教授仰面躺在单人牢房的石板上，身上那件入狱时穿的深灰色呢子外套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肘部和肩部磨出了窟窿，露出下面同样磨损的白色亚麻衬衣。牢房里没有床，只有这块直接砌在地面上的石板，上面铺着薄薄一层霉烂的稻草。八月的夜晚，赫尔辛基的暑热尚未完全退去，但这间位于地下三层的牢房却阴冷潮湿，石壁上凝结的水珠不时滴落，在寂静中发出单调的、像计时器一样的滴答声。
他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不是绝食抗议——那太奢侈，需要体力——而是因为感染肺结核的肺已经无法承受任何固体食物，连喝水都会引发剧烈的、撕心裂肺的咳嗽。狱医昨天来看过，用听诊器听了听他胸部的杂音，摇摇头，对守卫说了句“大概还能撑一周”，就提着药箱走了。没有开药，没有治疗，只是宣判了期限。
帕维莱宁并不害怕死亡。六十三岁的人生，三十七年献给化学研究和教学，六年献给秘密的技术保存和传递，最后这一年献给监狱和审讯，他觉得自己对得起芬兰，对得起科学，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是有些遗憾——实验室那台刚改进到一半的褐煤液化反应器，数据还没来得及整理完；答应要给学生们编写的《基础有机化学》教材，只写完了前三章；还有藏在大学图书馆通风管道里的那批核心研究手稿，不知道萨洛宁他们有没有成功带出去
咳嗽又一次袭来。他侧过身，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剧烈地颤抖，从喉咙深处涌上腥甜的液体。他吐在石板上，借着从牢门上方小窗透进的、走廊煤气灯那点微弱的光，看见那团暗红色的、带着泡沫的血痰。出血量在增加，颜色在变深，这是肺部组织大面积坏死的征兆。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他用袖子擦了擦嘴角，重新躺下。身体的疼痛已经麻木，只剩下一种深沉的、无处不在的疲惫，像铅水一样灌满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细胞。但他不想睡——不是不困，是怕睡过去就再也醒不来，而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
他缓缓抬起右手，用指甲在身侧的石板上划了一下。石板表面粗糙，但长期摩擦已经让某些位置变得相对光滑。他需要找到一处合适的平面，足够大，足够清晰，能让他留下最后的、不会被抹去的印记。
手指在黑暗中摸索。一寸，两寸，三寸在石板与墙壁接缝上方约一尺的位置，他找到了一处相对平整的区域。很好。他深吸一口气——这引发了又一阵咳嗽，但他忍住，用右手食指的指甲，抵在石板上，开始刻划。
第一个字：科。
指甲划过石板的沙沙声，在寂静的牢房里显得格外清晰。他刻得很慢，很用力，因为指甲不够坚硬，需要反复描绘同一个笔画。疼痛从指尖传来，但他不在意。比起肺部的灼烧，比起审讯时的电击，这点痛不算什么。
第二个字：学。
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一堂课，1870年秋，赫尔辛基大学化学系的新生教室。二十几个年轻人，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他指着黑板上的元素周期表说：“先生们，科学是探索真理的旅程。而真理，就像这些元素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于任何权力、任何意识形态、任何人的好恶。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它，理解它，用它造福人类。”
第三个字：无。
格奥尔基的脸在眼前浮现。那个第三厅特派员，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温和，但眼神冰冷。“帕维莱宁教授，我很敬佩您的学术成就。但您必须明白，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个人的研究是次要的。交出褐煤液化的完整数据，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理，甚至允许您继续在监督下进行研究。否则”
否则就是现在这样。黑暗，孤独，缓慢的死亡。
第四个字：国。
他又咳嗽了，这次更剧烈，血沫喷在正在刻字的石板上。他停下来，喘息，等这阵痉挛过去。视野有些模糊，但他眨了眨眼，继续。指甲已经磨损，指尖在流血，但他不在乎。血混进刻痕里，也许能让这些字留存更久。
“国界”。他想起了柏林大学的实验室，想起了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一起做硝化纤维实验的那些日夜。那个德国老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帕维莱宁，科学是国际语言。你的发现属于全人类。”他当时深以为然。但现在，在特别状态的牢房里，他明白了：科学本身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当祖国需要时，科学可以成为武器，成为盾牌，成为保存民族火种的工具。
第五个字：界。
他完成了第一句：“科学无国界。
喘息。休息。积蓄力气。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巡逻的狱卒。他停止刻字，闭上眼睛，假装睡觉。脚步声在牢门前停留了几秒，窥视孔的光被遮住，然后又亮起。脚步声远去。
他重新开始。第二句，第一个字：但。
指甲更钝了。他换了一根手指。血从指尖渗出来，让刻痕变成暗红色。疼痛尖锐，但奇怪地让他感觉清醒，感觉自己还活着，还在做有意义的事。
“但科学家有祖国。”这是他对格奥尔基的回答，是他在无数次审讯中沉默的注解。他可以选择合作，用技术换自由，甚至换荣誉。但他没有。不是因为仇恨俄国，是因为热爱芬兰。他的一生，他的知识，他的发现，是属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特别状态可以夺走他的自由，夺走他的生命，但夺不走这份归属，这份责任。
第三句。他需要更简洁，更有力。他想了想，开始刻：真。
真理。这是科学的终极追求，也是抵抗的最终理由。特别状态建立在谎言之上：谎言说芬兰人需要“保护”，谎言说同化是“进步”，谎言说暴力是“秩序”。而真理是：芬兰人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法律，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真理不怕黑暗，不怕沉默，不怕死亡。因为真理本身就是光，只要有人说出来，写下来，刻下来，就会存在，就会传递，就会等待被看见的那一天。
第二字：理。
咳嗽又来了。这次他控制不住，身体蜷缩，剧烈颤抖，大口大口的血涌出来，溅在石板上，溅在刚刻好的字上。他感到一阵眩晕，意识在飘远。不行，不能现在。还有最后几个字。他咬破舌尖，用疼痛让自己清醒，继续。
第三字：不。
不灭。这是信念，是预言，是留给后来者的遗嘱。地火不灭，芬兰不灭，真理不灭。特别状态可以持续一年，两年，十年，但终将结束。因为压迫违背人性，谎言违背真理，暴力违背良知。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不可能长久。而科学，真理，自由，这些符合人性渴望的东西，即使暂时被压制，也终将破土而出，生长，繁盛。
第四字：灭。
“真理不灭。”他刻完了，长长吐出一口气，那气息带着血沫，在阴冷的空气中凝成淡淡的红雾。还差最后一句，最短，也最重要。
他重新聚集力气。左手无名指的指甲已经秃了，他换小指。小指更细，更无力，但他坚持。第一个字：芬。
芬兰。他的祖国。他出生、成长、学习、工作、战斗的地方。这片土地有漫长的冬日，有短暂的夏季，有成千上万的湖泊，有无边的森林，有坚韧而沉默的人民。他爱这里的一切：爱赫尔辛基湾带着咸味的海风，爱大学图书馆陈旧的书香，爱实验室里试剂混合时的微妙变化，爱学生们专注的眼神。这份爱，比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政治纲领都更根本，更持久。是这份爱，让他在审讯中沉默；是这份爱，让他在病痛中坚持；是这份爱，让他在此刻，用流血的指甲，在石头上刻下最后的誓言。
第二字：兰。
“芬兰”。光是念出这个名字，就让他感到温暖。他想起了妻子艾莉，她十年前因肺炎去世，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约翰，继续你的研究，那是你的使命。”他想起了儿子马蒂，在瑞典学医，上次来信说在斯德哥尔摩的医院实习，救治芬兰难民。他想起了女儿莉萨，嫁给了图尔库的造船工程师，有两个外孙，上次见面时还不会说话，现在应该会叫“外公”了吧。他想起了所有学生，所有同事，所有在这片土地上为自由和尊严努力的人们。
第三字：永。
永远。不是指时间的无限，是指精神的永恒。一个民族可以暂时被征服，但精神不会死；一种文化可以暂时被压制，但记忆不会灭；一群人可以暂时沉默，但渴望不会消。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还有一个人相信，还有一个人为之奋斗，这个民族就活着，就有未来。帕维莱宁，用他的生命，成为这“记得”、“相信”、“奋斗”的一部分，成为芬兰永恒之链上的一环。
第四字：在。
最后一笔。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指甲在石板上划过，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血从指尖涌出，流进刻痕，让这个“在”字在昏暗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暗红色。完成了。
“芬兰永在。”
四句话，十六个字，用流血的指甲，刻在冰冷的石板上。字迹歪斜，深浅不一，有些笔画因颤抖而断裂。但每一个字，都像用生命铸就的纪念碑，沉默，坚定，不可磨灭。
帕维莱宁看着这些字，嘴角浮起一丝极其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微笑。然后，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磨得发亮的铜制校徽——赫尔辛基大学的校徽，他戴了三十七年，即使在审讯时也没被搜走，因为他把它藏在了口腔的假牙夹层里。他小心地，用颤抖的手，将校徽放在石板上，放在那四行字的下方。
校徽在微弱的光线下，反射着暗淡但纯净的光。上面的拉丁文校训“veritas vcit”（真理必胜）已经磨损，但依稀可辨。他看着校徽，看着血字，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任务完成了。该做的都做了。该守的都守住了。该传递的，已经通过萨洛宁、莉萨、米科，通过那些他悄悄送出监狱的《基础化学讲义》，通过那些藏在图书馆的手稿，传递出去了。
他缓缓躺下，身体放松，眼睛望着牢房低矮的、布满霉斑的天花板。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每一次吸气都像拉动破损的风箱，带着刺耳的杂音和血腥味。视野在变暗，声音在远去，身体的疼痛在消失。他感到自己在飘浮，向上，向着某个温暖、明亮、安静的地方。
最后的意识里，他听见了很多声音。妻子艾莉温柔的笑声。学生们在实验室里的讨论声。大学钟楼悠扬的钟声。还有芬兰语的诗句，某个他教过的年轻诗人写的：
“即使最深的夜，也有星在闪烁；
即使最厚的冰，也有水在流动；
即使最沉的铁幕，也有光在寻找裂缝；
而芬兰，如北方的白桦，
在冰雪中站立，
在寒风中低语：
我在这里，我活着，我等待春天。”
春天会来的。他相信。即使他看不到了。
表情平静，像完成了艰巨实验后疲惫睡去的科学家，像守护了重要秘密后安然离去的战士，像回到了温暖家园后终于休息的游子。
而在他冰冷的身体旁，石板上，血字在昏暗的光线下，沉默地闪烁，像暗夜中不灭的孤星，像地火在死亡中燃烧的余烬，像芬兰在这个至暗时刻，不屈的、永恒的、用生命刻写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