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的气氛肃穆。讲台正上方挂着一幅炭笔素描画像，是索尔伯格请一位流亡画家根据照片和描述赶制的：帕维莱宁教授穿着实验室白大褂，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烧瓶，眼神温和但坚定。画像下方，用芬兰语和瑞典语写着：
科学家，教师，真理的守护者，芬兰的儿子。
他相信：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他宣告：真理不灭，芬兰永在。
——1879年10月，斯德哥尔摩”
埃里克深吸一口气，放下粉笔，转向学生。他今年二十四岁，是帕维莱宁在赫尔辛基大学带的最后一个研究生，去年秋天侥幸逃到瑞典，现在是学会最年轻的讲师之一。索尔伯格原本想请更资深的流亡教授来讲第一课，但埃里克主动请缨：“我是教授的学生，我了解他的研究，也了解他的为人。这第一课，该我来讲。”
“同学们，”埃里克开口，声音有些紧张，但努力保持平稳，“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开始一门普通的化学课。我们是在继续一个未完成的使命，传递一束未熄灭的火，履行一个用生命写下的誓言。”
他走到画像前，抬头看着教授的面容：
“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政治口号，是科学家的良心宣言。帕维莱宁教授是化学家，他的一生都在探索物质的本质和转化的规律。但他明白，科学不是真空中的游戏，科学家是活在社会中、历史中、具体国家中的人。当这个国家面临压迫，当真理面临谎言，当自由面临枷锁，科学家不能假装看不见，不能躲在实验室里说‘这不关我的事’。因为沉默就是共谋，逃避就是背叛。”
他转身，面对学生：
“教授被捕，是因为他拒绝交出褐煤液化技术的完整数据。俄国人想要这些数据，用于军事和工业，加强对芬兰的控制。教授可以选择合作，换取自由，甚至荣誉。但他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些数据不仅是科学发现，是芬兰的自然资源，是芬兰人的知识和劳动结晶。交出它们，等于帮助压迫者更有效地控制被压迫者。这是良心的底线，他守住了。”
“在监狱里，他忍受了审讯、疾病、孤独。但他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工作。他通过同情他的狱卒，将《基础化学讲义》的手稿一页页传出来，现在成了芬兰地下学校的教材。他在脑中继续演算公式，完善实验设计。餿飕晓说网 免费跃毒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还在石头上刻下誓言，留下校徽。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科学和自由是一体的，真理和尊严是共生的。没有了自由，科学就失去了灵魂；没有了尊严，真理就失去了意义。”
埃里克停顿，让这些话沉淀。学生们安静地听着，有些人眼眶发红，有些人紧握拳头，有些人低头记录。这些年轻人来自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此刻，都被一种超越国界的精神力量触动。
“所以，我们今天成立‘芬兰科学与技术学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知识，培训人才，为未来的芬兰复兴做准备。更是为了继承帕维莱宁教授的精神：科学家要有祖国，要对祖国和人民负责；真理不怕黑暗，要在黑暗中坚持和传递；芬兰不会灭亡，因为每一代都有人守护她的灵魂和未来。”
他走回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今天的课题：
“褐煤的组成与液化原理——基于帕维莱宁教授未发表的笔记”
“这些笔记，”埃里克说，声音更坚定，“是教授在狱中通过秘密渠道送出的最后一批手稿。不完整，有些地方模糊，有些计算中断。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理解这些笔记，验证他的思路，完成他设想的实验，将褐煤液化技术完善，直到它可以实际应用，为芬兰——也为所有缺乏石油但拥有煤炭的国家——提供一种替代能源。”
他开始讲解。从褐煤的化学成分，到液化的基本原理，到帕维莱宁设计的反应器草图，到未解决的催化问题。他讲得很详细，不时在黑板上写下公式，画出结构图。学生们专注地听，记笔记，偶尔提问。教室里的气氛，从悼念的肃穆，渐渐转向科学的专注。但那种肃穆没有消失，而是内化了，变成了学习的动力，研究的责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课间休息时，埃里克走到教室外的走廊。索尔伯格站在那里，靠着窗台，望着外面的庭院。老人转过头，看着他，点点头：“讲得很好。教授会为你骄傲。”
埃里克苦笑：“我只是在重复他教过的东西。真正的挑战在后面：实验验证。我们需要实验室，需要设备，需要经费。”
“实验室在准备，是郊外一个废弃的酿酒厂改造的，下周可以启用。设备我在联系德国和英国的供应商，有些可以买，有些可能需要自己造。经费”索尔伯格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柏林又汇来一万马克，指定用于‘帕维莱宁纪念研究基金’。还有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位院士私下捐了五千克朗。暂时够用。”
埃里克接过信封，感到沉重。这些钱背后，是国际科学界的同情，是政治算计，是期望，也是压力。他必须做出成果，不辜负这些支持，不辜负教授的遗志。
“还有，”索尔伯格压低声音，“赫尔辛基传来消息，帕维莱宁教授的遗体被秘密埋葬在无名公墓，没有墓碑。但他在牢房石板上刻的字，被同情他的狱卒拓印下来，送到了‘影子议会’。尔霍宁决定，将拓印本复制，通过地下网络散发，作为抵抗运动的精神象征。另外，教授藏在大学图书馆的手稿，萨洛宁他们已经成功带出，正在来瑞典的路上，预计月底到。”
埃里克感到眼眶发热。教授的肉体消失了，但他的思想、他的文字、他刻下的誓言，正在以各种方式传递，生长，成为更多人心中不灭的火。这也许就是科学家最好的归宿：不是坟墓，是后来者的头脑和心灵；不是墓碑，是继续前行的路标。
“埃里克，”索尔伯格拍拍他的肩，“记住，你们现在做的，不仅仅是为了芬兰的未来，也是为了科学的尊严。帕维莱宁教授用生命证明，科学可以成为抵抗暴政的武器，成为保存文明的容器，成为点燃希望的星火。你们要让这星火变成火炬，照亮更多人。”
上课铃响了。埃里克点头，转身走回教室。后半节课，他讲得更投入，学生们听得更认真。当最后一声铃响，课程结束时，埃里克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再次走到教授的画像前，静静站立。
学生们也没有离开。他们自发起立，面向画像，沉默致意。然后，一个瑞典学生开口，用生硬的芬兰语说：
“真理不灭。”
一个芬兰流亡学生接着说：
“芬兰永在。”
然后，所有学生，无论国籍，无论母语，都用自己能发出的最接近的发音，重复这两句话。声音不大，但整齐，坚定，在教室里回荡，像誓言，像回声，像对那位从未谋面、但此刻仿佛就在他们中间的教授的承诺：
我们会继续。
我们会记住。
我们会让科学发光，让真理说话，让芬兰——让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在黑暗中，看到希望，找到道路，走向自由和尊严的明天。
因为地火在运行，在斯德哥尔摩的大学教室里，在流亡科学家的誓言中，在年轻一代的头脑里，燃烧着，传递着，相信着，春天会来，冰会融化，光会照亮每一寸土地，每颗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