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880年1月15日，芬兰进入极夜最深的时期。即使在正午，天色也只是灰蒙蒙的暗蓝，太阳在地平线下徘徊几个小时，投下微弱的光，不足以驱散零下二十五度的严寒。根据地已经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木屋之间用铲出的雪道连接，屋顶的烟囱冒着细细的白烟，是唯一显示这里有人居住的迹象。
十一个人，是“鹰眼湖”根据地的核心议事会成员。除了马蒂，还有：老猎人埃罗，他负责守卫和训练；独臂铁匠卡莱，负责工具和武器；最年长的妇女玛尔雅，负责文化和教育；技术总管维尔塔宁，负责建筑和信号系统；草药师艾拉，负责医疗；还有五个来自不同家族的家长，代表根据地的普通家庭。
他们围坐的火塘上方，悬挂着两张新鞣制的驯鹿皮，上面用炭笔画着地图。一张是“鹰眼湖”及周边五十公里的详细地形，标注了新建的三座信号塔、狩猎区、陷阱带、紧急藏身洞。另一张是芬兰全境的简图，上面用不同符号标记着已知的俄军据点、抵抗活动区域、流亡者聚集地。
“先说粮食。”马蒂咽下肉干，用皮囊里的温水润了润喉咙，“统计。”
埃罗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桦树皮钉成的小本子，翻到某一页：“到昨天为止，地窖里还有：熏驯鹿肉八百公斤，腌鱼三百公斤，冻肉五百公斤，黑麦面粉四百公斤，燕麦两百公斤，干浆果和蘑菇约一百公斤。按现在一百五十三人计算，如果维持最低热量，能吃到三月底。但这是不计算新来者的情况。
“冬季会有新来者吗？”玛尔雅问，她手里在缝补一件孩子的皮袄，针脚细密。
“会。”维尔塔宁接过话，“上个月从瑞典萨米部落传来的消息，边境线芬兰一侧又有三个萨米小部落被俄军强迫迁移，至少五十人逃进了苔原。奥利说，如果我们能接收，他会帮忙引导过来。另外，还有零散的芬兰抵抗者，在追捕中逃向北方，有些也能找到这里。”
“五十人”卡莱用独臂搔了搔花白的头发，“我们的木屋不够。现在十二栋木屋已经住得很挤，平均每栋十三人。再来五十人，要么新建五栋木屋，要么挤一挤，每栋增加三四人。但新建需要木材，需要人力，需要时间。现在是深冬，砍树困难，户外工作危险。”
“挤一挤。”马蒂说，“把最大的三栋木屋重新分区，架二层铺。老人、孩子、体弱者住下层，健康人住上层。新建两栋简易木屋，不需要精致，能挡风遮雪就行，开春再扩建。粮食我们需要更多的狩猎。”
埃罗摇头：“附近的驯鹿群已经迁徙到更南的冬季牧场。要猎到足够的肉，需要去三十公里外的‘三湖之地’，来回至少三天，而且可能遇到俄军巡逻队。风险很大。”
“分成小队，轻装，快速。”马蒂用猎刀在地上画出简单的路线，“埃罗，你带五个最好的猎人，走西线。卡莱，你带四个还能战斗的伤员，走东线。不要硬拼，以陷阱和伏击为主。目标是每人带回一头驯鹿，或者等量的其他猎物。时间，十天。能行吗？”
埃罗和卡莱对视一眼，点头。老猎人补充道：“我需要那两架新做的雪橇，还有四条猎犬。另外，每人配二十发子弹，不能再少。遇到俄军，打不过就跑，不纠缠。”
“准。”马蒂在桦树皮上记录，然后转向艾拉，“医疗物资。”
草药师艾拉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脸上有长期在户外劳作的晒斑，但手指灵巧，熟悉苔原上数百种植物的药性。她打开一个鹿皮药囊：“治外伤的草药够用，冻伤膏还有不少。但治疗肺炎和肠胃感染的药快没了，特别是水杨苷树皮和绣线菊。需要派人去瑞典萨米部落交换，或者冒险去芬兰一侧的森林采集。”
“交换。”马蒂立刻决定，“用我们多余的驯鹿皮和骨雕。维尔塔宁，你准备二十张上等皮子，还有玛尔雅她们做的那些小工艺品。开春后，等雪化一些，派人去奥利那里。但要小心，瑞典官员可能还在监视。”
“明白。”维尔塔宁点头。
“接下来是防御。”马蒂用猎刀指向地图上的信号塔位置，“三座塔都建成了，每天两人轮值，用旗语和镜片联络。但昨晚东塔报告，在边境方向看到火光，距离大约十五公里，持续了半个小时。可能是俄军的营地，也可能是逃难者生的火。需要确认。”
“我去。”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是十九岁的猎人凯努，他在“鹰眼湖”阻击中失去了父亲，现在是守卫队最敏锐的侦察兵之一，“给我两个人，一架雪橇，我能摸到十公里内，看清情况，天亮前回来。”
马蒂看着这个年轻人，看着他眼中那种混合着仇恨和渴望证明自己的光，犹豫了一下。侦察风险极高，但确实需要情报。他最终点头：“准。但记住，只观察，不接触。遇到任何俄军，立刻撤回。我要你活着回来，不是当英雄。”
“明白。”凯努挺直腰板。
“最后，”马蒂放下猎刀，环视众人，“说说孩子们的事。玛尔雅，你的学校怎么样了？”
玛尔雅放下手里的针线，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十一个六岁以上的孩子，每天上午学萨米语读写、算术、萨米历史传说。下午，男孩跟埃罗学射箭和追踪，女孩跟我学缝纫和草药。他们都学得很快。特别是你儿子米科，”她看向马蒂，“四岁，已经能背出七个萨米部落的名称，还会用萨米语数到一百。是个聪明孩子。”
马蒂心中一暖，但表情未变：“不止萨米语。从下周开始，每天加一小时芬兰语课。教简单的单词、儿歌、芬兰的地理和历史。我们的孩子不能只记得自己是萨米人，要记得也是芬兰人。将来有一天，他们可能要和芬兰人一起，为这片土地的自由而战。他们需要理解芬兰人的语言和文化。”
“这会不会”一个家长犹豫地说，“引起矛盾？有些老人觉得，我们萨米人是萨米人，芬兰人是芬兰人。特别状态下，我们被两边挤压，不如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的结果是什么？”马蒂的声音平静，但带着重量，“是矿区被炮击时，没有芬兰人来救我们？是苔原上迁徙时，没有芬兰抵抗者分享情报和通道？是帕维莱宁教授——一个芬兰科学家——在监狱里刻下‘芬兰永在’，然后萨米人在‘鹰眼湖’为他立杆悼念？”
他顿了顿，让每个人消化这些话：“我们当然要保护萨米人的独特性，保护我们的语言、传统、土地权利。但也要明白，在这片土地上，萨米人和芬兰人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俄国人不会因为我们是萨米人就手下留情，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不听话的野蛮人’，都需要被同化、被控制、被消化。所以，我们必须和芬兰人联合，在保存自己的同时，也为整个芬兰的自由而战。这不是选择，是生存的必须。”
木屋里一片沉默。只有火塘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风声。几个家长低头思考，埃罗和卡莱点头赞同，玛尔雅眼神欣慰。最终，那个提出疑问的家长也缓缓点头：“你说得对，马蒂。我我只是担心，孩子们学得太多，负担太重。”
“负担重，才能扛得重。”马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不是只为今天活着，是在为五年后、十年后、甚至更远的未来做准备。这些孩子，是萨米人的未来，也是芬兰的未来。他们需要知道这片土地全部的历史，全部的语言，全部的希望和苦难。这样，等他们长大了，才能做出比我们更明智的选择，走比我们更远的路。”
议事会结束了。人们陆续起身，裹紧皮袄，推开沉重的木门，走进零下二十五度的寒夜，回到各自的木屋，继续生存，继续等待，继续为那个可能永远看不到、但必须相信的明天做准备。
马蒂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在木屋门口，望着根据地。十二栋木屋的窗口透出微弱的油灯光，像黑暗苔原上零星的、倔强的星火。远处，三座信号塔的轮廓在极夜微弱的极光下隐约可见，像三个沉默的哨兵，守护着这片在绝境中建立起来的小小家园。
他想起了父亲。那个老萨米猎人，在矿区被炸死的前一天晚上，坐在帐篷里对他说：“马蒂，萨米人在苔原上活了一千年，不是因为强大，是因为懂得在什么时候硬，什么时候软；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躲；什么时候分开，什么时候团结。记住，最深的雪下，草根还活着；最冷的冬天后，春天总会来。只要根在，草就会长；只要火种在，光就会亮。”
现在，他就是那个守护草根和火种的人。在这个零下二十五度的冬夜，在这个被俄国人包围、被世界遗忘的苔原角落，用驯鹿肉、炭笔地图、信号塔、芬兰语课，用最原始也最智慧的方式，保存着一个民族的根，点燃着一个民族的希望，等待着那个必须到来的春天。
而地火，在萨米人的木屋里，在孩子的课堂上，在猎人的雪橇印中，在每一个拒绝屈服、选择在冰雪中扎根、在黑暗中发光的心灵里，运行着，燃烧着，相信着，冰会融化，雪会消逝，苔原会变绿，驯鹿会回来，萨米人会重获自由和尊严，芬兰会迎来新生。
因为冬天越深，春天越近；黑暗越厚，光越珍贵；压迫越重，抵抗越韧。这是苔原教给萨米人的真理，也是萨米人用生命实践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