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另一个人——第三厅特派员格奥尔基——没有碰那杯咖啡。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高背椅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金丝眼镜后的眼睛锐利地打量着彼得罗夫，像鹰在评估猎物。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关于特别状态实施一年半的评估及调整建议》，落款是彼得罗夫的名字。
“你的报告我看了三遍。”格奥尔基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文笔很好，数据详实，论证严谨。如果我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会给你最高分。但很遗憾，彼得罗夫调查员，这里不是大学课堂，是芬兰总督府。你的‘建议’——如果那能被称为建议的话——天真得令人发笑。”
彼得罗夫转过身，面对格奥尔基。他今天穿着司法部的深色制服，头发梳理整齐，胡子修剪得体，努力维持着帝国官员应有的体面和镇定。但内心深处，他能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冰冷的恐惧，像细小的冰针，刺在脊椎上。与格奥尔基的对峙，从来不是愉快的经历。
“格奥尔基特派员，”彼得罗夫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我的报告基于事实和数据。特别状态实施十八个月，帝国在芬兰的驻军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而芬兰对帝国的税收贡献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地下抵抗活动从集中转为分散，从公开转为隐蔽，从破坏转为渗透和保存。国际舆论持续恶化，德国和英国议会的质询频率在增加。这些都不是‘天真’的臆想，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事实？”格奥尔基微微扬起嘴角，那是一种冰冷的、居高临下的微笑，“彼得罗夫调查员，你似乎混淆了‘事实’和‘表象’。是的，开支增加了，那是因为我们在建设——铁路、港口、学校、医院，这些都需要投资。税收暂时下降了，那是因为过渡期的阵痛，等经济结构调整完成，税收会成倍增长。抵抗活动‘分散隐蔽’？那正是他们虚弱的证明，像受伤的野兽躲进洞穴舔舐伤口，而不是在战场上与我们正面交锋。国际舆论？欧洲那些伪君子的口水，什么时候淹死过真正的强者？”
他从文件中抽出一页，用修长的手指点了点：“而你的‘建议’——逐步放松语言管制，赦免非暴力政治犯，恢复部分地方议会功能，甚至考虑在‘适当时候’与抵抗组织‘对话’——这不是调整策略，这是投降。是向那些恐怖分子、分离主义者、反俄分子传递一个信号：帝国的意志是可以动摇的，暴力是有效的。如果按你说的做，彼得罗夫调查员，我向你保证，六个月后，芬兰不会更平静，只会更混乱；抵抗不会减弱，只会更猖獗。因为你给了他们希望，而希望，是叛乱最好的燃料。”
彼得罗夫感到一股热血冲上头顶。他努力控制，但声音还是提高了一些：“格奥尔基特派员，你所说的‘建设’，是俄国移民的社区，俄国官员的住宅，俄国军人的营房。芬兰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土地被占领，自己的房屋被征用，自己的学校被关闭。你所说的‘经济调整’，是芬兰工厂被俄国资本控制，芬兰资源被运往圣彼得堡，芬兰工人失业。你所说的‘受伤的野兽’，正在苔原上建立根据地，在监狱里传播思想，在国外争取支持。而国际舆论，在电报和报纸的时代，已经能影响股市、外交、甚至战争的决定。忽视这些，不是坚强，是盲目。”
“够了。”格奥尔基的声音冷了下来，眼镜后的眼睛微微眯起，“彼得罗夫调查员，我欣赏你的热情。但热情不能替代现实。现实是，帝国拥有一亿人口，最强大的陆军，正在现代化的海军。而芬兰，八十万人口，没有军队，没有盟友，只有一些躲在洞穴和森林里的恐怖分子，和一些在国外摇笔杆子的流亡者。现实是，时间在我们这边。每过去一天，俄国移民就多一些，俄语学校就多一批，芬兰人的记忆就淡一些。十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芬兰将完全融入帝国，就像乌克兰，就像白俄罗斯，就像高加索的那些部落一样。到那时，你说的‘抵抗’、‘文化’、‘自治’，都会变成历史书里模糊的脚注，只有学者才会在无聊时翻看。零点墈书 免废粤犊”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站在彼得罗夫身边，望着同样的冬景，但显然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彼得罗夫，你是个法律人，相信条文、程序、谈判。但历史是由力量书写的，不是由条文。特别状态也许不完美，也许有代价，但它是必要的。就像外科手术，切除坏死的组织时，会流血，会疼痛，但这是为了保住整个身体。芬兰就是这个身体上正在坏死的部分，我们需要切除它旧有的、病态的‘自治’意识，植入健康的、忠诚的帝国细胞。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坚定，需要不惜代价。”
彼得罗夫沉默了。他看着格奥尔基的侧脸，看着这个比他年轻十岁、但眼中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和冰冷的人，突然感到一种深沉的无力。这不是理念之争，是世界观的根本冲突。在格奥尔基眼中，芬兰不是有生命、有历史、有尊严的民族，是帝国的“身体部分”，是可以被切割、改造、重组的物体。而抵抗，不是正义的抗争，是“坏死的组织”，需要被无情切除。
“那么，”彼得罗夫最终说，声音疲惫，“我的报告，你会怎么处理？”
“我会附上我的反驳意见，一起送往圣彼得堡。”格奥尔基转身，走回桌边，拿起报告，“你的数据有些价值，我会摘取能支持现有政策的部分。至于你的建议它们会出现在某些人的桌上，作为‘软弱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例证，加强强硬派的立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你的报告还是有用的。”
赤裸裸的嘲讽。彼得罗夫感到胸口发闷，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姆议员和埃里克·科尔霍宁的处理，总督府有决定了吗？”
“曼纳海姆暂时不动。他在欧洲还有名声，死了会惹麻烦。但也不能放。继续关着，定期审讯，摧毁他的意志，让他自己崩溃。”格奥尔基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至于埃里克·科尔霍宁他的腿伤基本愈合了，但截肢后的恢复不理想，感染风险高。医院建议转回监狱。我同意了。明天就送回去。”
彼得罗夫的心脏一紧：“他的身体状况，在监狱的环境里可能恶化”
“那又怎样？”格奥尔基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彼得罗夫调查员，你似乎对这个恐怖分子头目过于关心了。科尔霍宁手上沾着帝国军人的血，他组织的破坏活动导致数十万卢布的损失，他至今拒绝合作，是抵抗运动的象征。让他死在监狱，是上帝的审判，是帝国的正义。你该不会同情他吧？”
最后那句话，带着明显的威胁。彼得罗夫迎上格奥尔基的目光，强迫自己不要躲闪：“我是司法部调查员，我的职责是确保法律程序得到遵守。科尔霍宁是重犯，但如果他在转移过程中死亡，可能被外界解读为‘灭口’，引发新的舆论风波。我建议至少让医生随行，确保他活着到达监狱。死了的烈士，比活着的囚犯更有煽动力，这点你比我清楚。”
短暂的沉默。格奥尔基盯着彼得罗夫，似乎在评估他的话是出于职责，还是出于别的什么。最终，他点了点头，语气稍微缓和：“好吧。医生随行。但他一到监狱，就会转入特别监禁区，审讯继续。这次，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他会开口，或者会死。没有第三条路。”
彼得罗夫知道这是他能争取的最大限度了。他点了点头，转身准备离开。在门口，他停下，回头：“格奥尔基特派员，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如果特别状态在五年后，十年后，依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芬兰人更团结，抵抗更聪明，国际压力更大，那时你会怎么办？继续加码？还是考虑其他的路？”
格奥尔基笑了，那是一种冰冷的、自信的、近乎傲慢的笑：“彼得罗夫，你太小看帝国，也太高看芬兰人了。五年，十年，足够一代人长大。等现在的孩子——那些在俄语学校学习、唱帝国国歌、崇拜沙皇陛下的孩子——成为社会主流时，芬兰问题就解决了。至于那些躲在苔原和地下室的老顽固，他们会像苔原上的最后一点残雪，在春天的阳光下，无声无息地融化，消失，被遗忘。这就是历史的方向，彼得罗夫。你最好认清它，站对位置。因为逆流而行的人，通常下场不太好。”
彼得罗夫没有再说什么。他推开门，走进走廊，沉重的橡木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格奥尔基的目光，但隔绝不了那些话的回响。他慢慢走着，靴子踩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声。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历代沙皇和总督的肖像，他们用威严或慈祥的目光，俯视着这个走在帝国权力走廊里的、内心充满挣扎和无力的小官员。
走到一楼大厅时，他看见一队士兵正押着一个人从侧门进来。科尔霍宁。他坐在轮椅上，左腿的裤管空荡荡地垂着，脸色苍白，但腰背挺直，独眼扫过大厅，在看到彼得罗夫时，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移开，没有任何表情。
彼得罗夫站在原地，看着士兵推着轮椅从面前经过，走向地下监狱的入口。他想起了在病房里，埃里克用流血的指甲在石板上刻字的样子；想起了他谈论抵抗运动评估时眼中的光；想起了他握着儿子照片时流下的泪。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坚持的人，现在要被送回那个黑暗、寒冷、充满痛苦的地方，等待死亡，或者更糟——崩溃。
他走出总督府大门，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在寒风中摇晃，投下昏黄而颤抖的光晕。他站在台阶上，望着赫尔辛基冬夜的街道，望着这座城市在特别状态下的沉默和顺从，望着远处黑暗中那些看不见的抵抗、希望、和永不熄灭的地火。
然后，他做出了决定。
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总有一天，他要做一些事。不是为帝国，不是为法律，甚至不是为芬兰。是为他自己，为那个父亲教导要“保护弱者，制衡强者”的良心，为那个在看到不公时无法沉默的灵魂。即使那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失去一切，意味着“下场不太好”。
因为有些路，即使知道通向黑暗，也必须走。因为有些光，即使微弱如风中之烛，也必须守护。因为有些人，即使被世界抛弃，也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