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设在斯德哥尔摩郊区那个改造过的酿酒厂里，原本的发酵罐和蒸馏器被移走，换上了反应釜、冷凝管、分馏塔、各种尺寸的烧瓶和试管。空气里弥漫着煤焦油、酸、溶剂和湿木头混合的复杂气味，但对索尔伯格来说，这比任何香水都好闻——这是工业的气味，进步的气味，未来的气味。
“数据出来了。”斯文松拿着几张记录纸走过来，眼镜片上沾着一点油污，但眼睛发亮，“按照帕维莱宁教授笔记里的第三种催化剂配方，在二百二十度、十五个大气压下反应六小时，液化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八，比之前的最高纪录提高了九个百分点。馏分分析显示，轻质油比例增加，重质焦油减少。如果优化反应条件，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索尔伯格放下放大镜，接过记录纸，快速浏览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图表。他不是化学家，但做了几十年工业，看得懂关键数据。百分之三十八的液化率，意味着从一吨褐煤中可以提取三百八十公斤液体燃料，主要是柴油和石脑油，还有少量煤焦油和沥青。虽然距离工业化生产还有距离，但这证明帕维莱宁的理论是正确的，方向是可行的。
“成本。”索尔伯格问，这是工业家最关心的问题。
埃里克翻了翻另一页：“按小试规模估算，每吨褐煤的加工成本大约是二十五瑞典克朗，产出燃料的价值大约四十克朗。有利润空间，但不大。如果能扩大到中试规模，成本可以降到二十克朗以下，利润就显着了。但中试需要投资，至少五千克朗，用于建造更大的反应釜和配套设备。
五千克朗。索尔伯格在心里快速计算。柏林来的“纪念基金”还剩八千马克，约合六千克朗。但还要维持实验室日常运行，支付人员薪水，支持其他研究项目。不能全投在这里。
“先写详细报告，包括技术路线、成本分析、市场前景。”索尔伯格做出决定，“报告完成后，我联系几个在德国的工业家朋友。褐煤液化不仅是芬兰的需要，德国、英国、甚至美国都有丰富的褐煤资源，缺乏石油。如果能证明技术可行，有商业价值，可以吸引私人投资，建立合资公司。那样，我们不仅能继续研究，还能为流亡的芬兰技术人员创造工作，为未来的芬兰工业保存力量。”
“但技术会不会泄露？”埃里克担忧地说，“这是帕维莱宁教授的心血，是芬兰的”
“技术没有国籍。”索尔伯格打断他，但语气温和，“帕维莱宁教授自己说过，‘科学无国界’。褐煤液化技术如果成功，可以造福所有缺乏石油的国家，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创造新的产业。这符合教授的理想。而且，”他顿了顿，声音更低，“只有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利润，变成实力，才能保护它不被掠夺，不被埋没。俄国人想要教授的数据，是为了控制。我们要把技术变成公开的、国际化的财富，让谁也垄断不了。这才是真正的保护。”
埃里克若有所思地点头。索尔伯格拍拍他的肩：“继续优化。目标是液化率百分之四十五，成本二十克朗以下。给你两个月时间。需要什么设备、材料，列出清单给我。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年轻人拿着记录纸回到实验台，重新投入工作。索尔伯格在实验室里走了一圈，检查其他几个项目：一个流亡工程师在改进小型水力发电机，目标是能为偏远村庄提供照明；一个化学家在研究用芬兰丰富的木材资源生产人造纤维；还有一个小组在整理帕维莱宁留下的所有笔记，准备编印成《帕维莱宁科学遗产丛书》，分册出版。
这些项目，表面上是为了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深层里，都是索尔伯格战略的一部分：保存芬兰的技术人才和知识，为战后重建做准备；建立芬兰流亡者的经济基础，减少对慈善捐助的依赖；通过技术合作，与国际工业界建立联系，扩大芬兰问题的支持网络；甚至，为可能的独立战争，积累一些关键的工业能力。
“索尔伯格先生。”维尔塔宁走进来。她现在是“芬兰之家”教育项目的负责人，负责流亡儿童的语言和文化教育，同时协助索尔伯格处理文件和联络。她手里拿着一封信，脸色有些凝重，“赫尔辛基来的密信。尔霍宁写的，通过教会渠道，昨天才到。”
索尔伯格接过信，走到靠窗的办公桌旁坐下，撕开蜡封。信是用密语写的，他需要对照密码本翻译。花了大约十分钟，他看完了，表情变得严肃。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坏消息？”莉娜问。
“好坏参半。”，放进抽屉锁上，“埃里克·科尔霍宁被从医院转回监狱，腿伤未愈，可能面临新一轮审讯。曼纳海姆议员还在坚持，但健康在恶化。地下网络在重建，但很困难，第三厅的搜捕越来越严密。这是坏消息。”
“那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俄国统治集团内部有分歧。博布里科夫和格奥尔基坚持高压，但圣彼得堡有些人——包括财政部的官员——开始质疑特别状态的代价。安娜说，彼得罗夫——那个同情我们的司法部调查员——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批评报告，虽然被格奥尔基驳回，但送到了某些有影响力的人手里。另外，萨米人在北方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成为逃亡者的中转站和庇护所。还有，”索尔伯格顿了顿，“安娜提到了‘影子议会’正在制定一份《芬兰未来宪法草案》，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公布，作为未来独立芬兰的建国纲领。”
莉娜的眼睛亮了：“宪法草案？安娜在信里说了内容吗？”
“只提了原则：民主共和，保障公民权利，保护少数民族（包括萨米人）权益，政教分离，发展教育科学，建立社会保障。具体条文还在讨论。”索尔伯格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冬日的庭院，“这是个重要的信号。抵抗运动不再只是反抗，开始思考建设。从‘不想要什么’到‘想要什么’。这是成熟的标志。”
“我们需要做什么？”莉娜问。
索尔伯格思考片刻：“第一，将这个消息通过安全渠道，传给我们在英国、德国、法国的支持者。让国际社会知道，芬兰抵抗运动有政治远见，有建设蓝图，不是乌合之众。第二，通过商业网络，收集更多关于俄国经济困境的数据，特别是特别状态对帝国财政的影响，制成报告，散发给欧洲的银行家、投资者、政客。让他们从利益角度，向圣彼得堡施压。第三，支持‘影子议会’的宪法起草，提供国际法的咨询，联系欧洲的宪法学者提供建议。我们要让这份宪法草案，成为欧洲最进步、最现代的宪法之一，成为芬兰的道德高地。”
莉娜快速记录，然后问：“那技术这边呢？继续吗？”
“继续，而且要加强。”索尔伯格转身，看着实验室里忙碌的人们，“技术是硬实力，宪法是软实力。我们需要两手抓。你帮我起草一封信，给汉堡的施密特机械公司，询问大型反应釜的报价和交货期。霍夫曼教授——帕维莱宁的老朋友——写信，邀请他担任《帕维莱宁科学遗产丛书》的名誉主编，利用他的声望，扩大影响。还有，联系瑞典皇家工学院，看能不能合作举办一次‘北欧褐煤资源利用研讨会’，我们提供论文和展示。要把芬兰的技术问题，变成国际的科学问题，让更多人卷入，形成支持网络。”
“这需要很多钱，很多人脉。”莉娜提醒。
“钱我来筹，人脉我来建。”索尔伯格的声音平静但坚定，“我五十八岁了，在商界混了四十年，别的不敢说，钱和人脉还有一些。而且，我们不是在乞讨，是在做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道关怀。聪明人会看到其中的价值，会愿意投资——不管是投钱，投名，还是投政治资本。”
莉娜看着这个老人，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深刻的皱纹，但眼中依然锐利的光芒，感到一种混合着敬佩和心疼的情绪。索尔伯格不是芬兰人，是瑞典人，他本可以过舒适的退休生活，经营自己的工厂，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但他选择了这条路：危险，艰难，可能没有回报，甚至可能身败名裂。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几乎陌生的邻国，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一种叫做“良心”和“正义”的抽象概念。
“索尔伯格先生，”莉娜轻声说，“您做这些，为了什么？”
索尔伯格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说：“我父亲是造船工，我小时候，他常带我去码头，看那些进港出港的船只。他说，每条船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水手都有自己的故乡。但大海是相连的，风暴来了，所有船都要互相帮助，否则都会沉没。芬兰和瑞典，就像两条在波罗的海上并肩航行的船。现在芬兰的船遇到了风暴，瑞典的船不能假装没看见，更不能帮着风暴打沉它。因为如果那样做，等风暴来到瑞典时，也不会有人帮我们。而且”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而且，我见过太多因为利益而沉默，因为恐惧而背弃，因为现实而妥协的事。年轻时，我也做过一些。现在老了，不想再做了。我想在死之前，做几件能让自己安心的事，能让我见到父亲时，有脸说：‘爸爸，我尽力了，我没有只看着自己的船。’也许这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我试过了。这就够了。”
莉娜的眼泪涌上来，但她忍住，用力点头：“我明白了。我会尽力帮您。”
“不是帮我，是帮芬兰，帮那些在黑暗里坚持的人，帮那些还没出生的孩子。”索尔伯格微笑，那是一种疲惫但温暖的微笑，“现在，去工作吧。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时间不多。”
莉娜转身离开。索尔伯格重新坐回办公桌后，摊开信纸，开始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