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等一个人。务司的副司长，阿克塞尔·林德斯特伦。四十六岁，职业外交官，出身贵族家庭，在圣彼得堡、柏林、伦敦都担任过职务，三年前调回斯德哥尔摩，负责与俄国、丹麦、挪威的关系。根据索尔伯格先生从“某些渠道”获得的情报，林德斯特伦对芬兰问题持“谨慎同情”态度——不是出于理想主义，是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计算：一个过于强大、控制芬兰全境的俄国，对瑞典的独立和安全构成长期威胁。但作为外交官，他必须严格遵守政府的“中立不介入”政策，不能公开表态。
所以，今天的会面，是非正式的，私人的，以“教育文化交流”为名。莉娜的身份是“芬兰流亡教师协会”的代表，向林德斯特伦副司长介绍芬兰语言和文化保存的现状，并“顺便”提及特别状态下芬兰教育系统遭受的破坏。索尔伯格先生通过一位与林德斯特伦有私交的瑞典银行家安排了这次会面，但叮嘱莉娜：“不要说教，不要煽情，只陈述事实，用数据，用具体的例子。让事实自己说话。林德斯特伦是聪明人，他知道该怎么做。”
门被轻轻敲响，两下，停顿，一下。是约定的暗号。莉娜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深蓝色的羊毛连衣裙——这是索尔伯格夫人借给她的，剪裁得体，料子上乘，让她看起来不像个逃亡教师，更像个有教养的学者或教师。她走到门边，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高瘦的男人，穿着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留着整齐的短须，手里拿着礼帽和手杖。他大约四十五六岁，面容严肃，但眼神温和，有种职业外交官特有的、既保持距离又不失礼貌的气质。
“维尔塔宁女士？”他微微欠身，用瑞典语说，口音标准，带着上层社会的优雅。
“是我。林德斯特伦副司长，请进。”莉娜用流利的瑞典语回答，侧身让开。她的瑞典语是这几个月在“芬兰之家”突击学的，还不完美，但足够交流。
林德斯特伦走进会客厅，脱下大衣和帽子，莉娜接过，挂在门边的衣帽架上。他走到壁炉前的沙发旁，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环顾了一下房间。画家阿尔伯特·埃德费尔特的油画复制品《悲伤》，画中一个芬兰妇女在荒原上低头哀悼。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芬兰地图，上面用彩色图钉标记着芬兰语学校、图书馆、文化协会的位置——当然是特别状态之前的分布。
“很雅致的房间。”林德斯特伦评论道，在沙发上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姿态放松但不散漫，“这幅埃德费尔特，是真迹吗？”
“复制品，阁下。”莉娜在他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下，保持腰背挺直，双手叠放在膝上，“真迹在赫尔辛基艺术学院，应该还在，但不知道是否还对公众开放。”
“可惜。”林德斯特伦点了点头，然后转入正题，“维尔塔宁女士，感谢您抽出时间。我听卡尔松银行家说，您对芬兰的教育状况有深入研究。我对此很感兴趣。作为两个文化相近的邻国，瑞典一直关注芬兰的文化发展。”
很外交的开场。莉娜点头，从身边的小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感谢您的关注，副司长阁下。这是我准备的一份简报，关于特别状态下芬兰教育系统的变化。主要是事实和数据，有些来自公开的俄国官方文件，有些来自芬兰教师的私下报告。”
她将文件夹递给林德斯特伦。林德斯特伦接过，打开，快速浏览。简报用瑞典语写成，分几个部分：语言政策的变化（俄语课时增加，芬兰语课时减少直至取消），教材审查（移除芬兰历史和文化内容，增加帝国忠诚教育），教师队伍的变化（芬兰籍教师被解职或调离，由俄国教师取代），学校设施的占用（部分学校被改为俄军宿舍或办公室），以及最关键的——地下教育网络的兴起和面临的镇压。
简报里没有情绪化的语言，只有冷静的陈述：“根据1880年1月的统计，赫尔辛基原有的四十七所芬兰语小学中，三十三所已完全转为俄语教学，九所关闭，五所名义上保留芬兰语课，但每周仅一小时。”“过去一年，至少一百二十名芬兰教师因‘教学不当’被解职，其中四十七人被捕，十八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地下学校网络估计有五十到七十个教学点，学生总数约一千五百人，但缺乏教材，师资不稳，经常被迫转移。”
林德斯特伦看得很仔细，偶尔用手指轻轻敲击纸张边缘，像在思考。大约十分钟后，他合上文件夹，抬头看着莉娜：“数据很详细。维尔塔宁女士，我注意到，简报中没有提及暴力冲突或政治煽动。这让我有些惊讶。通常这类报告，会强调镇压的残酷。”
莉娜平静地回答：“因为教育本身不是政治煽动，是基本人权。芬兰儿童有权利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就像瑞典儿童学习瑞典语和历史一样。特别状态以‘国家安全’为名，系统性地剥夺这种权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至于镇压当学习母语成为犯罪，当教师因教书而被捕，这本身就是暴力，不需要额外渲染。”
林德斯特伦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理解您的观点。但您必须明白，从国际法和外交角度看，教育内容属于国家内政。俄国政府可以主张，推广俄语是为了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就像法国推广法语，德国推广德语一样。这是主权国家的权利。”
“但芬兰不是普通的省份，副司长阁下。”莉娜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多了一丝力度，“根据1809年《波尔沃协议》，芬兰作为大公国加入俄国，保留了原有的法律、宗教、行政和语言。这是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特别状态单方面废除这些保障，违反了条约精神。这不是内政，是国际承诺的违背。”
林德斯特伦微微挑眉，显然对莉娜的国际法知识有些意外。“《波尔沃协议》确实存在。但条约的执行和解释，往往取决于实力对比。现实是，俄国控制着芬兰，有军队，有行政机构。而国际社会目前没有意愿为了芬兰挑战俄国。”
“所以我们就应该沉默，看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被系统性地抹杀？”莉娜问，但语气不是质问，更像是探讨。
“我没有这么说。”林德斯特伦身体前倾，双手手指交叉，“维尔塔宁女士，外交是可能的艺术。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直接对抗往往适得其反。但有一些更迂回的方式。比如，通过文化、学术、民间的渠道，保持联系，提供支持，让芬兰的语言和文化至少能在民间层面存续。等待时机变化。”
莉娜听出了弦外之音。她谨慎地问：“您所说的‘民间渠道’，具体指什么？”
林德斯特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莉娜，望着窗外斯德哥尔摩冬日的街道。“瑞典有一些民间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北欧的语言和文化研究。比如‘北欧文化遗产基金’，每年有大约十万克朗的预算，用于资助相关的研究、出版、交流项目。这些基金会的理事会，通常由学者、作家、退休外交官组成，独立于政府，但与政府有良好的沟通渠道。”
他转过身，看着莉娜：“如果，我是说如果，芬兰流亡学者和教师，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非政治的文化项目——比如编纂芬兰语-瑞典语词典，整理芬兰民间文学，研究芬兰和瑞典的共同历史——并向这些基金会申请资助，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些项目不会改变政治现状，但能保存知识，培养人才，维持文化纽带。而且，”他顿了顿，“能为芬兰的学者和教师提供一些体面的工作机会，避免他们因经济困境而被迫从事更激进的活动。”
莉娜的心脏加快了跳动。她明白了。林德斯特伦在暗示一条路：通过瑞典的民间文化基金，以学术项目的名义，暗中支持芬兰流亡知识分子，既保存文化，又提供生计，还能建立更紧密的瑞芬民间网络。而且，这是“非政治”的，不会给瑞典政府带来外交麻烦。
“这样的项目，”莉娜谨慎地说，“需要可靠的芬兰方面合作者。我们‘芬兰流亡教师协会’愿意承担这个角色。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在语言、文学、历史、民俗学方面有深厚的积累。我们可以起草具体的项目提案。”
“很好。”林德斯特伦走回沙发坐下，表情更加放松，“具体的事，您可以直接与基金会联系。我可以提供一些名字和地址。当然，”他加重语气，“所有这些，都是纯粹的民间文化交流，不涉及任何政治议题。您明白我的意思。”
“完全明白，副司长阁下。”莉娜点头，“我们只关心文化和教育。这是我们的专业，也是我们的使命。”
会面又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讨论了一些技术细节：基金会申请的时间、格式、预算编制等。林德斯特伦给了莉娜三个基金会的名字和联系人的信息，还建议她联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几个教授，他们可能愿意担任项目的学术顾问。
最后，林德斯特伦站起身，准备离开。在门口，他穿上大衣，戴上礼帽，然后像是随口说道：“哦，对了。我下个月要去柏林参加一个北欧外交官的非正式聚会。与会的还有一些德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如果有什么不涉及机密的、关于芬兰文化现状的简要材料，我可以非正式地分享。也许能引起一些同行的兴趣。当然，同样，必须是事实性的，非政治化的。”
莉娜强压住心中的激动，平静地说：“我会准备一份简要的文化现状报告，不超过五页，以学术视角呈现。下周一前送到您的办公室。”
！“很好。”林德斯特伦点了点头，最后看了莉娜一眼，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芒，“维尔塔宁女士，您很沉着，很专业。这很好。在困难的时候，沉着和专业，往往比激情更有力量。愿您和您的同事们，继续为芬兰的文化传承做出贡献。这不仅对芬兰重要，对瑞典，对整个北欧的文化多样性，都很重要。”
“谢谢您，副司长阁下。”莉娜微微鞠躬。
林德斯特伦离开了。莉娜关上门，背靠在门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到一阵虚脱般的放松，和一种奇异的振奋。她走到壁炉前，看着跳跃的火苗，消化着刚才的一切。
这不是胜利，甚至连进展都算不上。只是打开了一扇很小的侧门，一条很窄的通道。但至少，是一条路。通过这条路，流亡的芬兰知识分子可以获得一些资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文化保存工作，建立与瑞典学术界的联系。而林德斯特伦暗示的“非正式分享”，则可能将芬兰的文化困境，悄悄地、非政治地，带入更广泛的国际外交圈视野。
她想起索尔伯格先生的话：“外交是棋局，我们不是棋手，甚至不是棋子，是棋盘上的空气。但空气流动，能影响棋子的温度，棋手的判断，甚至棋盘本身的稳定。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种看不见但存在的、微妙影响局势的空气。”
现在，她刚刚为这“空气”的流动，推开了一条缝。很小，但真实。
她走到书桌前，摊开纸笔，开始起草给索尔伯格先生的汇报，以及将要提交给那几个瑞典基金会的项目提案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