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修女成为政治犯：特别状态下的良心危机”
莉娜快速浏览文章。她的文字被编辑稍作润色，但核心内容都在，语气冷静，事实清晰，引用了一些“匿名目击者”的证词（实际上是通过教会网络收集的真实案例），还提到了帕维莱宁教授在狱中病逝、曼纳海姆议员被长期关押等关联事件。整篇文章像一份严谨的调查报告，没有煽情，但正因如此，更有说服力。
她买了十份报纸，走回“芬兰之家”。一路上，她看见许多行人都在看这份报纸，有人皱眉，有人摇头，有人低声议论。在街角的面包店，她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交谈：
“你看了吗？那个修女的事。太可怕了，帮助穷人也要坐牢。”
“俄国人越来越过分了。我听说他们在芬兰关了很多人，连议员和教授都不放过。”
“瑞典政府不该说点什么吗？毕竟我们是邻居。”
“嘘，小声点。这种事，政府不敢管的。但报纸能登出来，总是好的。”
莉娜的心跳加快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将芬兰问题从抽象的“政治冲突”，转化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道危机”，让普通瑞典人产生共情，进而形成舆论压力。而选择安娜作为焦点，是精心策划的：她年轻，女性，慈善工作者，这些身份最容易引发公众的同情和愤怒。而且，她是埃里克的妹妹，埃里克是“蜂巢”的创建者，是抵抗运动的象征，报道安娜，实际上也是在间接声援埃里克和整个抵抗运动，但不会直接触怒瑞典政府的“中立”红线。
回到“芬兰之家”，莉娜发现一楼接待室已经挤满了人。索尔伯格先生正在接电话，语气急促但冷静：“是的，我们已经准备了完整的背景材料，包括安娜·科尔霍宁的慈善工作记录、逮捕的法律依据分析、特别状态下教育系统的数据对，可以马上送到编辑部。照片？我们还有几张她在慈善堂工作的照片，但不太清晰好，锌版我们可以提供。”
是《哥德堡邮报》打来的，他们想转载这篇文章，并做深度跟进报道。索尔伯格挂掉电话，立刻又有电话进来，是马尔默的一家报纸。接着，门被敲响，两个陌生男人走进来，自称是德国《法兰克福报》和英国《每日新闻》的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看到《斯德哥尔摩新闻报》的报道后，想采访“芬兰之家”的负责人，了解更多内幕。
莉娜被索尔伯格推到了前面。维尔塔宁女士，文章的主要作者，前芬兰教师，亲身经历过特别状态下的教育迫害，现在负责我们的教育项目。她最了解情况。”索尔伯格简短介绍，然后对莉娜低声说，“小心回答，只讲事实，不谈政治。重点是安娜的人道工作，芬兰普通人遭受的苦难，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明白吗？”
莉娜点头，深吸一口气，走向那两个记者。她穿着索尔伯格夫人借给她的深蓝色套装，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看起来像个严肃的学者或教师，而不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家。这有助于建立可信度。
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莉娜用流利的瑞典语和德语（她在大学学过），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安娜的慈善工作具体做什么？她帮助了多少人？逮捕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她在监狱里可能面临什么？芬兰的教育系统现状如何？特别状态对普通家庭的影响？她引用具体的数据和案例，语气平和，但每个事实都像一块石头，投入记者们心中，激起涟漪。
“维尔塔宁女士，”英国记者最后问，“您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瑞典、德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对芬兰的现状做些什么？”
莉娜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我不是政治家，无法建议具体的政策。但我认为，至少，国际社会应该看到，听到，记住。看到芬兰正在发生的事，听到芬兰人的声音，记住特别状态下的苦难和不公。然后，用各自的方式——媒体的报道，学者的研究，民间组织的援助，甚至政府的私下关切——表达关注，施加压力，让那些制造苦难的人知道，他们的行为不是秘密，不会被遗忘，会面临历史的审判。也许这不能立即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那些在黑暗中坚持的芬兰人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世界没有忘记他们。这对他们，是巨大的精神支持。而精神支持，有时比物质援助更重要。”
采访结束了。记者们满意地离开，答应会写报道，会向各自的总部推荐这个故事。莉娜回到二楼办公室，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疲惫，但心中有一种奇异的充实感。她走到窗前，望着斯德哥尔摩冬日的街道，看着行人匆匆，车马往来，这个城市平静而繁荣，与芬兰的黑暗和苦难仿佛两个世界。但今天，通过一份报纸，一篇文章，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人，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真实，产生了共情，也许，会因此做出一点改变。
“做得很好，莉娜。”索尔伯格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叠电报，“哥德堡、马尔默、奥斯陆的报纸都决定转载。柏林和伦敦的报纸也发了电报询问。我们准备的背景材料已经全部寄出。另外，”他压低声音，“瑞典外交部的一个‘消息人士’私下告诉我，外交大臣德·格尔伯爵今天上午看到了报道，在内部会议上说‘这件事很棘手，但舆论已经形成，我们不能完全无视’。他可能会在下次内阁会议上，提议增加对芬兰的人道援助，并以‘保护慈善工作者’的名义，向俄国大使表达关切。虽然不会公开谴责，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莉娜的眼中涌上泪水。她用力眨眼，忍住。“安娜知道了吗？她在监狱里”
“不知道。但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全世界知道，给她施加无形的保护。当她的名字和面孔传遍欧洲，格奥尔基就不敢对她用最极端的手段。这就是舆论的力量。”索尔伯格拍了拍她的肩，“你去休息一下吧。今天下午还有几个采访，晚上要准备德语和英语版本的文章，寄给国际媒体。我们要趁热打铁，将这场舆论风暴烧得更旺。”
莉娜点头，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却睡不着。脑海里浮现出安娜的脸，那是她在赫尔辛基一次秘密教师聚会时见过的，安娜作为“慈善修女”来送食物，安静，温和，但眼神坚定。那时莉娜不知道她是埃里克的妹妹，不知道她是抵抗组织的重要成员，只知道她是个善良的人。现在，这个人因为善良和坚持，被关在黑暗的监狱里，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
但至少，现在全世界开始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脸，她的故事。这也许不能救她出狱，但能让她在黑暗中，知道外面有光，有人记得，有人关心，有人在为她呼喊。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一种不灭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