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格奥尔基亲自做的鉴定结论。但彼得罗夫知道，这枚校徽是埃里克在狱中传递信息的工具之一——不是校徽本身，是校徽的持有和展示，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无声的宣告。格奥尔基当然也明白，但他选择不深究，因为追究一枚校徽的“政治含义”在程序上很困难，而且容易引发对“思想定罪”的批评。这是格奥尔基的狡猾之处：他放过了校徽，集中火力在那些更容易定罪的“实质性证据”上，比如埃里克对“蜂巢”网络的组织和指挥。
但彼得罗夫不打算放过。他在程序审查意见中，特意提到了这枚校徽：“物证37号，赫尔辛基大学校徽，虽鉴定无情报价值，但作为个人物品，在长达数月的关押中始终被嫌犯携带，且在多次审讯中被提及，应被视为嫌犯精神认同和抵抗意志的象征。在量刑考量中，此因素应予以适当注意，以体现法律对公民个人情感和象征性表达的尊重。”
这段话，表面上是程序性的建议，实际上是给圣彼得堡的温和派递刀子。如果他们将案卷公开，或用于内部讨论，这枚校徽和彼得罗夫的评注，就会成为“特别状态过度压制个人表达”的例证。而彼得罗夫赌的，就是圣彼得堡的温和派需要这样的例证，来推动政策调整。
他将案卷合上，放进准备好的牛皮纸档案袋，用蜡封封口，盖上司法部的印章。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薄得多的文件，只有三页，是曼纳海姆·科伊维斯托的《论小民族在帝国压迫下的生存策略》的俄语译文，以及曼纳海姆的亲笔签名授权。这份文件，他不会通过正式渠道送走，那太危险。他要用自己的方式。
档案室的门被敲响，两下，停顿，一下。是格奥尔基的暗号。彼得罗夫将曼纳海姆的文件迅速塞进怀里，然后说：“请进。”
格奥尔基推门进来，依旧穿着那身笔挺的黑色制服，但今天没戴眼镜，眼神显得更加锐利。他扫了一眼桌上封好的档案袋，嘴角浮起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特派员先生。”推过去，“埃里克·科尔霍宁的完整案卷，包括所有法律意见和程序审查。随时可以送往圣彼得堡。”
格奥尔基没有接，而是走到窗前，背对着彼得罗夫，望着监狱的内院。那里，几个囚犯正在放风，在卫兵的监视下，像困兽一样在狭窄的院子里绕圈。“彼得罗夫，我昨天收到圣彼得堡一位老朋友的私人信件。他提到，司法部最近在酝酿一些调整。关于特别状态下司法程序的规范化，关于政治犯待遇的标准化，甚至关于某些‘非暴力思想犯’的甄别和赦免可能。你知道这事吗？”
彼得罗夫的心脏猛跳了一下，但声音保持平静：“我听到一些传闻，但没有正式文件。如果属实，这符合法律精神和国际趋势。”
“国际趋势。”格奥尔基重复这个词，语气带着嘲讽，“是的，国际趋势。欧洲的那些伪君子，整天喊着人道、法治、民族自决。但他们自己呢？在非洲、在亚洲，用枪炮和条约，掠夺土地，奴役人民。然后转过身，指责我们在芬兰‘压迫’。多么讽刺。”
他转过身，盯着彼得罗夫：“但现实是，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国际趋势’。圣彼得堡的那些人，害怕国际孤立，害怕贸易制裁，害怕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竞争中被掣肘。所以他们想妥协，想调整，想用一些表面的让步，换取国际社会的认可，换取喘息的空间。和曼纳海姆·科伊维斯托这样的人，就成了筹码。活着，是帝国宽容的象征；死了，是帝国暴政的证据。所以，他们必须活着，至少现在必须活着。彼得罗夫，你的程序规定，来得正是时候。”
彼得罗夫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格奥尔基走到桌边，拿起那份档案袋，在手里掂了掂，像在掂量它的分量。
“但活着，不意味着自由。不意味着胜利。”格奥尔基的声音压低，带着一种冰冷的、不容置疑的决绝，“他们可以活着，在监狱里，在监视下，在无穷无尽的审讯和折磨中活着。他们的身体可以活着，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希望，必须被摧毁，一点一点，缓慢地，彻底地。直到他们自己崩溃，直到他们承认失败，直到他们成为行尸走肉，再也发不出声音，再也点不燃火种。到那时，活着，就是最残酷的惩罚，也是帝国最有力的宣传：看，这些抵抗者，这些英雄，最终变成了什么？一堆会呼吸的肉，连死的勇气都没有。”
！他直视彼得罗夫的眼睛：“所以，彼得罗夫，你的程序，我接受。但我的游戏，还要继续。埃里克和曼纳海姆，不会死，但也不会好过。他们会成为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测试人类意志的极限，测试科学审讯法的效果，测试在绝对的压迫和孤独中，一个人的信念能坚持多久。而你和你的程序，会为这一切，披上合法的外衣。这就是你的角色，彼得罗夫。你满意吗？”
彼得罗夫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他明白了，格奥尔基不是在威胁，是在陈述事实。圣彼得堡的温和派可以争取时间，但改变不了格奥尔基在芬兰的绝对权力。只要特别状态还在，只要格奥尔基还是第三厅的特派员，监狱里的酷刑和摧残就会继续，只是会变得更隐蔽，更“科学”，更难以从程序上指摘。而他自己，用程序争取到的时间，可能只是延长了埃里克和曼纳海姆的痛苦。
但他没有选择。他只能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做他能做的。他迎上格奥尔基的目光，平静地说：“我的职责是确保程序合规。只要程序合规，审讯的内容和方法，是特派员您的职权范围。但我也必须提醒您，任何导致永久性伤害或死亡的审讯手段，都可能引发法律和外交风险。毕竟，他们现在是‘敏感资产’。”
格奥尔基笑了，那是一种满意的、猫捉老鼠般的笑：“很好，彼得罗夫，你学得很快。是的，敏感资产。所以我会小心，会很科学，会很精确。不会留下永久性伤害，不会导致死亡。但会留下记忆。深刻，痛苦，无法摆脱的记忆。这些记忆，会慢慢侵蚀他们的意志，瓦解他们的信念，让他们在无数个夜晚，被噩梦惊醒，在无数个白天，被恐惧笼罩。最终，他们会自己放弃，会求饶，会合作。那时，他们活着，但已经死了。而帝国，赢了。”
他拿起档案袋，走向门口，在门边停下，回头：“哦，对了。尔霍宁，埃里克的妹妹，昨天在审讯中突发心脏病。不严重，医生抢救过来了。但她的身体很弱，可能撑不了多久。如果她死了，是自然的，是疾病，是上帝的旨意。和我们无关。你明白吗？”
彼得罗夫的手在桌子下握成了拳，指甲刺进掌心。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点了点头：“我明白。如果有死亡，需要医生证明和程序记录。”
“当然，程序。”格奥尔基推门离开。
档案室里重新陷入寂静。彼得罗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确认格奥尔基的脚步声远去，才缓缓松开拳头，掌心有四个深深的月牙形血痕。他从怀里掏出曼纳海姆的文件，紧紧握在手里，仿佛那是唯一的浮木。
安娜突发心脏病。是真的，还是刑讯逼供？彼得罗夫不知道，但他知道，格奥尔基是在警告他，也是在展示力量：你看，我可以让任何人“突发疾病”，可以控制生死，至少在监狱里。而彼得罗夫，用程序和规定筑起的堤坝，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脆弱得可笑。
但他不能放弃。他走到档案室角落的一个旧铁皮柜前，用另一把钥匙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不是文件，是一些私人物品：几本书，一个怀表，一瓶墨水，还有一个小小的、密封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无色液体。这是他从帕维莱宁教授的遗物中偷偷保存下来的，是教授在实验室里配置的密写药水之一，用特殊显影剂才能看到字迹。
他将曼纳海姆的文件摊开，用一支特制的羽毛笔，蘸着那无色药水，在文件背面空白处，开始书写。不是普通文字，是密码，是他和圣彼得堡一位同情芬兰的记者约定的密语。内容很简单：
“埃里克和曼纳海姆暂时安全，但遭受系统心理摧残。尔霍宁狱中病危。格奥尔基计划用非致命但摧毁意志的长期审讯。圣彼得堡的调整可能不足。需要国际舆论施加更大压力，特别是针对监狱条件和非人道审讯。建议联系欧洲医学和人权组织，要求独立调查。此信阅后销毁。——信任的朋友”
写完后，他等药水干透，文件背面看起来依然空白。然后，他将文件重新折好，放回怀里。明天，他会通过另一个渠道——一个在瑞典使馆工作的、欠他一个人情的低级文员，将这份文件混在使馆的普通邮件中，寄往斯德哥尔摩。从那里，会有人转交给那位记者，再通过记者，传递给欧洲的媒体和人权组织。
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如果被发现，他会被以叛国罪处决。但如果不做，他会在每个夜晚，被良心的拷问折磨。他想起父亲的话：“在黑暗的时代，沉默就是共谋。”他沉默了太久，现在，必须做点什么，即使微不足道，即使可能失败。
他锁上铁皮柜，整理好衣服，走出档案室。走廊里，又传来远处审讯室隐约的、压抑的惨叫，是今天另一个囚犯在接受“科学审讯”。彼得罗夫没有停留，加快脚步，走向出口。他需要新鲜空气，需要离开这个地狱，哪怕只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