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信放在桌上，看向坐在对面的索尔伯格先生。老人正在看另一份文件，是德国《法兰克福报》剪报的翻译件，上面是关于安娜·科尔霍宁的报道，以及后续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慈善的边界：特别状态下的良心囚徒与国际社会的责任》。文章没有署名，但莉娜知道，那是索尔伯格通过他在柏林的关系，请一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写的。
“林德斯特伦的动作比我想象的快。”索尔伯格放下剪报，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委员会是块很好的招牌。非官方，不碰政治，只谈文化教育，瑞典政府容易接受，国际社会也容易理解。而且，有了这个委员会，我们就能合法地收集资料，接触流亡者，甚至申请进入芬兰境内做‘学术考察’——虽然俄国人肯定不会批，但申请本身就能制造舆论压力。”
“他想让我当顾问。”莉娜说，声音有些干涩。
“我知道。他上周私下跟我提过。”索尔伯格重新戴上眼镜，看着莉娜，“这是个机会，莉娜。你是前芬兰教师，亲身经历过特别状态下的教育迫害，现在又在瑞典从事芬兰流亡儿童的教育工作。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这个身份能给你一层保护，让你在瑞典的活动更安全，也更有影响力。”
“但这也是束缚。”莉娜低声说，“当了顾问，我就成了委员会的一部分，我的言行必须符合委员会的‘非政治’定位。我不能公开批评俄国，不能呼吁独立，甚至不能直接声援安娜和其他政治犯。我只能谈教育，谈文化，谈人道主义。这感觉像在回避核心问题。”
索尔伯格沉默了片刻，然后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斯德哥尔摩冬日的街道。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粒在风中斜斜飘落，行人都缩着脖子匆匆赶路。
“莉娜，”他背对着她说，“你觉得，我们这几个月在做什么？”
“宣传。让世界知道芬兰的真相。”
“然后呢？”
“然后希望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迫使俄国改变政策。”
“施加压力的方式有很多种。”索尔伯格转过身，目光锐利，“公开谴责，外交抗议，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威胁。但那些是政府的事，而且需要足够的利益和决心。瑞典、德国、英国，目前都没有这样的决心。他们最多表达‘关切’，最多提供人道援助。为什么？因为芬兰不够重要，不值得他们冒与俄国冲突的风险。”
他走回桌边，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要求他们做做不到的事，而是引导他们做能做到的事。通过文化、教育、人道这些‘软性’议题，让他们卷入，让他们产生共情，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与芬兰的联系，承担起对芬兰的责任。当这种联系和责任积累到一定程度，芬兰问题就不再是遥远的外国事务，而是他们自己社会的一部分。那时，任何对芬兰的严重压迫，都会直接伤害他们的利益和情感，他们会更愿意采取行动，哪怕只是小小的行动。”
他指了指那封林德斯特伦的信：“这个委员会，就是建立联系的工具。你作为顾问，不是要回避政治，是要用非政治的方式，做政治的事。你谈教育，就是在谈芬兰的未来；你谈文化，就是在谈芬兰的灵魂；你谈人道，就是在谈芬兰人的苦难。每一个报告，每一次发言，每一次接触，都在向瑞典和欧洲的社会精英传递一个信息：芬兰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有尊严的民族，值得被尊重，值得被保护。当他们接受了这个信息，特别状态的暴政，就会显得更荒谬，更不可接受。这就是潜移默化，莉娜，比直接的抗议更持久，更深入。”
莉娜消化着这些话。她明白索尔伯格的战略，但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走好。既要保持顾问的“中立客观”，又要传递芬兰人的真实处境；既要利用委员会的平台，又要不被平台束缚。这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自制。
“而且，”索尔伯格坐下，语气缓和了一些，“这个身份，能让你接触到更高层的人。委员会成员包括退休大使、大学校长、着名作家，他们虽然不掌权，但有人脉，有影响。通过他们，你可以把信息传递到更重要的耳朵里。比如，关于安娜的病危，关于埃里克和曼纳海姆的长期审讯，关于监狱的非人道条件。以委员会‘关注人权状况’的名义提出，比我们直接呼吁，更容易被接受。”
莉娜的心猛地一跳。安娜病危？她怎么不知道？索尔伯格看出了她的疑惑，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薄薄的密电译文，递给她。莉娜快速阅读，脸色越来越白。密电是从赫尔辛基通过教会渠道传来的，只有一句话：“安娜心脏病发，情况危急。狱医救治，但条件恶劣。恐难持久。消息来源：信任的朋友。”
“信任的朋友”莉娜喃喃道，想起上次“船锚”的密信里也提到过这个代号。
“我们的人，在内部。”索尔伯格没有多说，但莉娜明白了。有人在监狱系统里，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信息。这让她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将信息传出来，是希望外面的人能做点什么。她不能辜负。
“我接受。”她最终说，声音坚定，“我会担任委员会的顾问。但我需要完整的资料支持，需要接触在瑞典的芬兰流亡教师和学生，需要委员会授权我撰写一份详细的《芬兰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报告要以学术研究的形式，但内容必须真实、具体、有冲击力。而且，”她顿了顿，“我要在报告里，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加入安娜·科尔霍宁的故事，不强调她的抵抗身份，只强调她作为教育工作者和慈善家，如何因为帮助孩子和老人而被捕，如何在狱中健康恶化。这不是政治指控，是事实陈述。”
索尔伯格眼中闪过赞许的光：“很好。具体怎么写，你决定。报告完成后，我会通过委员会的关系，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组织一场小范围的发布会，邀请学者、记者、外交官参加。然后，报告会送给瑞典议会相关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德国、英国、法国的对等机构。一步步来，不着急，但每一步都要扎实。”
接下来的两周，莉娜进入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她以委员会顾问的身份，正式访问了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的芬兰流亡者社区，采访了三十七名教师、六十五名学生、十九个家庭，收集了他们在特别状态下的经历，以及逃亡瑞典后的生活和教育状况。她将这些访谈整理成详实的案例，配以照片、文件副本、手绘图画，编织成一个清晰的叙事：特别状态如何系统性地摧毁芬兰的教育体系，迫使教师和学生流亡，以及流亡者如何在异国他乡努力保存语言和文化。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她特别突出了安娜的故事。她找到了一位在赫尔辛基与安娜共事过的流亡修女，拿到了安娜在慈善堂的工作记录和照片。她请一位医生朋友，以医学专业的角度，分析了安娜在狱中心脏病发的可能原因和恶劣医疗条件的影响。她将所有这些，写成了一份独立的案例研究报告，题为《一位慈善修女的狱中健康危机：特别状态下人道工作者的困境》。
报告初稿完成的那天，林德斯特伦副司长“顺便”来访。他在小会议室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阅读报告草稿，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用铅笔在页边做个小记号。读完最后一页，他摘下眼镜，沉默了很久。
“维尔塔宁女士，”他终于开口，声音平静但严肃，“报告写得很有力量。事实清晰，论证严谨，情感克制但动人。科尔霍宁的部分，作为一个医学和人道案例，无可指摘。如果发表，会引起相当大的关注。”
“但也可能引发俄国使馆的抗议。”莉娜说。
“会的。”林德斯特伦点头，“但抗议是外交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报告是基于事实的，是非政治的，是人道主义的。瑞典政府可以回应：我们关注的是人道状况，不涉及政治立场。这是我们的保护伞。”
他顿了顿，看着莉娜：“但我要提醒你，一旦报告发表，你就正式进入了俄国人的视线。他们会把你标记为‘麻烦制造者’。你在瑞典是安全的，但如果你未来想去其他国家，或者有家人在芬兰，可能会受到影响。你明白风险吗？”
莉娜想起她在芬兰的父母和妹妹，他们都还在赫尔辛基，过着小心翼翼的生活。如果她成为“麻烦制造者”，他们可能会被牵连。但她也想起安娜，想起埃里克，想起曼纳海姆，想起无数在黑暗中坚持的芬兰人。她点了点头：“我明白。但我必须做。”
林德斯特伦看了她几秒，然后缓缓点头：“好。委员会的报告发布会，定在下周五下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小礼堂。我会安排一些‘合适’的听众。报告印刷五百份，一百份送给瑞典的议员、官员、学者，两百份送给德国、英国、法国、丹麦、挪威的相关机构，剩下的用于媒体和公开索取。报告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你是主要作者。有没有问题？”
“没有。”莉娜说，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害怕还在，但已被决心覆盖。
林德斯特伦离开后，莉娜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渐暗的天色。雪还在下，但街道上的煤气灯已经亮起，温暖的光晕在雪中晕开。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依然平静，依然遥远。但下周五，一份报告，会像一块石头，投入这平静的水面，激起涟漪，扩散，也许，能传到很远的地方，传到那些需要听到的人耳中，传到那些在黑暗中坚持的人心中，带去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