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安娜“突发心脏病”后的第七天。彼得罗夫通过“程序审查”的名义，坚持要求监狱提供详细的医疗记录和会诊意见。格奥尔基勉强同意了，但指定了监狱自己的医生，不允许外部医生介入。今天的检查，是“例行复查”，彼得罗夫以“确保程序合规”为由到场监督。
狱医收起听诊器，对格奥尔基低声说了几句。格奥尔基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医务室，来到观察窗外的走廊。彼得罗夫迎上去。
“怎么样？”彼得罗夫问。
“心肌受损，但暂时稳定。”格奥尔基的语气公事公办，“需要静养，避免刺激，加强营养。但监狱条件有限，我们不能提供医院级别的护理。这是现实。”
彼得罗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圣彼得堡司法部昨天发来的补充通知。关于在押人员医疗待遇的最低标准。根据规定，对于患有严重疾病、可能危及生命的在押人员，监狱有义务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独立的病房，定期的医生检查，适当的营养，以及，在必要时，考虑保外就医的可能性。”
他将文件递给格奥尔基。格奥尔基接过，快速浏览，嘴角浮起一丝冷笑：“保外就医？彼得罗夫调查员，你是在建议我释放一个重犯吗？”
“不是释放，是医疗性质的暂时转移。”彼得罗夫平静地说，“可以转移到监狱医院，或者指定医疗机构，在严密看守下治疗。这是法律允许的，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如果她在监狱里病死，尤其是已经有明确医疗需求的情况下，会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批评，对帝国的国际形象不利。我想，圣彼得堡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格奥尔基盯着彼得罗夫，眼神锐利如刀。两人在寂静的走廊里对峙，只有远处牢房里隐约传来的咳嗽声和呻吟。几秒钟后，格奥尔基移开目光，重新看向文件。
“我会考虑。”他最终说，但语气毫无诚意，“但需要时间安排。监狱医院目前没有空床位，外部医院需要协调警卫和手续。在这期间，她会继续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会让医生每天检查两次，饮食适当改善。这是我能做的极限。”
彼得罗夫知道，这已经是格奥尔基最大的让步了。他点了点头：“请将您的决定记录在案，我会将副本送往圣彼得堡备案。科尔霍宁的审讯，我注意到，过去一周进行了四次，每次超过六小时。根据规定，连续审讯不得超过四小时，必须有至少八小时的休息间隔。这些记录，与规定不符。”
“审讯的强度和频率，取决于案件的紧迫性和嫌犯的合作程度。”，“埃里克·科尔霍宁是重犯，他掌握着重要情报。为了帝国的安全，适当的压力是必要的。而且，我们的审讯方法都是科学的，非暴力的，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彼得罗夫调查员，你似乎过于关注程序细节，而忽略了实质的威胁。”
“程序是法律的保障。”彼得罗夫毫不退让，“如果我们可以为了‘实质威胁’而随意践踏程序，那么法律就失去了意义，特别状态就真的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暴政。兰兰雯茓 更新嶵全这不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也不符合沙皇陛下推行法治的初衷。”
格奥尔基的眼睛微微眯起。走廊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许久，他缓缓说：“彼得罗夫，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帝国的官僚系统里，理想主义者通常活不长。我最后提醒你一次：你的职责是确保程序‘形式上’合规，不是质疑我的工作方法。关于审讯记录，我会让人补充，让它看起来符合规定。至于实质内容，那不是你该过问的。明白吗？”
赤裸裸的警告。彼得罗夫感到后背发凉，但他挺直腰背，点了点头：“我明白我的职责范围。只要程序记录合规，我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我也必须提醒您，圣彼得堡的巡视组可能在一个月后再次来访，这次会重点关注监狱管理和人权状况。如果他们发现任何程序上的瑕疵，尤其是涉及重要犯人的，可能会对您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他在“您的工作”上加重了语气。格奥尔基听懂了。如果巡视组发现问题，不仅彼得罗夫要倒霉，格奥尔基也可能受到责难，至少是麻烦。在圣彼得堡内部斗争微妙的时候，这种麻烦是格奥尔基不想看到的。
“我会注意。”格奥尔基最终说，语气缓和了些，“审讯频率会调整，记录会完善。安娜的医疗条件也会改善。但彼得罗夫，我也要提醒你：不要得寸进尺。你的那些小动作，我不是不知道。只是目前，它们还在我可容忍的范围内。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好自为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说完，他转身离开，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彼得罗夫站在原地，直到格奥尔基的身影完全消失，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发现自己手心全是冷汗。刚才的交锋，他勉强不落下风，但危险显而易见。格奥尔基已经明确警告，他的“小动作”被察觉了。这意味着，他必须更加小心，同时，也要加快行动。
他走到医务室门口，对守卫点了点头，推门进去。狱医和护士已经离开，只剩下安娜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但彼得罗夫注意到她的睫毛在微微颤动，她醒着。
他在床边站了几分钟，然后低声用芬兰语说：“安娜·科尔霍宁女士，我是伊万·彼得罗夫，司法部调查员。我负责审查您的案件。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安娜的眼睛缓缓睁开。那是一双深褐色的眼睛，因为疾病和疲惫而显得暗淡，但眼底深处有一种难以熄灭的光。她看着彼得罗夫，没有恐惧，没有乞求，只有一种深沉的平静。
“我能听到。”她用芬兰语说，声音微弱但清晰。
“您的身体状况，医生已经检查过了。我们会尽力改善您的医疗条件。关于您的案件，圣彼得堡正在审查。在审查期间，您会受到法律规定的保护。请保重身体，配合治疗。”彼得罗夫用公式化的语气说着，但将一份折叠的小纸片，借着整理毯子的动作，悄悄塞进安娜的手心。
安娜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握住了纸片。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极轻微的波动，但表情未变，只是点了点头。
彼得罗夫直起身，用正常音量说：“好好休息。我下周再来看您。”然后，他转身离开医务室，回到走廊。他的心在狂跳，但脚步平稳。刚才塞给安娜的纸片上，用密写药水写着一句话：“埃里克安好，坚持。国际关注增加。保重，等待。”
这是他能做的极限。传递信息，给予希望，但无法改变实质处境。然而，在这种地方，在这种时候，一点信息，一点希望，可能就是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全部力量。
他回到档案室，锁上门，从怀里取出另一份文件。这是曼纳海姆在狱中刻写的《论小民族在帝国压迫下的生存策略》的完整俄语译文，他已经整理完毕，准备通过秘密渠道送往斯德哥尔摩。但今天与格奥尔基的交锋让他意识到，时间可能不多了。他必须尽快行动。
他点燃油灯，在灯下重新检查译文。文字冷静，理性，充满法学和政治学的思考，但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小民族在压迫下的生存，不是靠暴力对抗，是靠智慧、韧性、文化的保存和时机的等待。这种思想，如果传播出去，可能比任何激进的宣言都更有力量，因为它提供了第三条路：既不屈服，也不盲目牺牲，而是有策略地坚持，有尊严地生存，直到压迫者自己出问题。
彼得罗夫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个老法学教授。父亲常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但灵魂在于理想。理想不是空想，是照亮经验的方向，是评判现实的尺度。”曼纳海姆的文章，就是这种理想的体现：在绝境中，依然相信法治，相信理性，相信人的尊严。而彼得罗夫自己，正在用他所剩不多的勇气和资源，传递这种理想，让它去照亮更多人，也许，能改变些什么，哪怕很微小。
他将译文小心地封好，藏进公文包的夹层。明天，他会通过那个瑞典使馆的低级文员，将这份文件寄出。同时，他会开始起草另一份报告，关于特别状态下监狱医疗状况的“程序审查意见”，重点引用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准和欧洲各国的实践，为改善安娜和其他政治犯的医疗待遇，提供法律和“国际惯例”的依据。这是他能做的，用程序和文书，一点点撬动坚冰，一点点争取空间，一点点传递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