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再次确认了怀表的时间：下午两点五十七分。发布会定在三点整开始。她的心跳很快，喉咙发干，但手很稳。过去一个月，她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这份报告的撰写、修改、核对中。现在，它即将公之于众，接受审视、质疑、甚至攻击。但索尔伯格先生的话在她耳边回响：“你不是在发表政治宣言，是在呈现事实。事实是最有力的武器。保持冷静，保持客观，让事实自己说话。”
礼堂里的座钟敲响三下。柏林大使卡尔·伦德斯特罗姆站起身，走到讲台前。他七十多岁，头发银白，但腰背挺直，声音洪亮，带着老派外交官的优雅和权威。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伦德斯特罗姆的开场白简短而有力，“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讨论政治，不是评判外交，而是关注一个基本的人道和文化议题：特别状态下，芬兰的语言、教育和文化遗产的保存状况。委员会在过去两个月里，收集了大量资料，访谈了数十位流亡的芬兰教师、学生、文化工作者，并参考了相关国际文献。今天，我们将发布这份调查报告，希望引起社会各界对芬兰文化状况的关注，并探讨可能的人道主义援助途径。”
他停顿，目光扫过全场：“报告的主要作者，是莉娜·维尔塔宁女士，前芬兰教师，亲身经历过特别状态下的教育迫害，现在是芬兰流亡儿童教育项目的负责人。她将为大家介绍报告的主要内容。莉娜女士，请。”
掌声响起，礼貌但不算热烈。莉娜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到讲台前。灯光有些刺眼，她能看见前排听众的脸：有严肃的学者，有好奇的记者，有面无表情的外交官，也有几个明显带着审视甚至敌意的目光——可能是亲俄的瑞典人，或者俄国使馆派来观察的人。她忽略他们，将目光投向礼堂后方，那里有几个芬兰流亡者的面孔，包括索尔伯格先生，他微微点头，给她鼓励。
“谢谢伦德斯特罗姆大使，谢谢委员会。”莉娜开口，声音清晰，略微紧张，但平稳，“我报告的标题是：《被遗忘的课堂：特别状态下芬兰教育的困境与韧性》。报告分为五个部分：政策背景，现状评估，个案研究，国际比较，以及建议。由于时间有限，我将重点介绍现状评估和个案研究。”
她翻开报告，开始讲述。她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特别状态实施以来，芬兰语课时被削减的比例，俄语教师取代芬兰语教师的人数，教材审查和修改的案例，学校关闭和占用的情况。她引用具体的文件和记录，有些是流亡者带出的，有些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数字是冰冷的，但累积起来，呈现出一个系统性的、全方位的文化压制图景。
然后，她进入个案研究部分。第一个案例是一个八岁的芬兰女孩，因在学校说芬兰语被罚站三小时，从此变得沉默寡言。第二个案例是一个老教师，因拒绝教授修改过的历史教材而被解职，现在在瑞典的流亡社区教孩子们芬兰语。科尔霍宁。
她展示了安娜的照片——那张温和而坚定的画像。展示了她在慈善堂工作的记录，以及被捕后教会方面的抗议文件。她没有提及安娜的抵抗身份，没有提及“影子议会”，只强调她的人道工作，以及被捕和病危的事实。
“安娜的个案，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莉娜抬起目光，看向听众，“当一个社会，将慈善、教育、帮助穷人，视为犯罪，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投入监狱，甚至危及他们的生命，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人性底线在哪里？这不是政治问题，是基本的人道问题，是文明社会的试金石。”
礼堂里一片寂静。能听见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远处街上传来的隐约马车声。前排几位外交官交换了眼神，后排的几个记者快速记录。莉娜能感觉到，安娜的故事触动了某些东西——不是政治立场，是更基本的人性和同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她继续介绍了报告的其余部分：国际比较，引用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多民族国家处理语言和文化问题的案例，指出高压同化往往适得其反；建议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人道主义措施，包括要求俄国允许独立观察员访问芬兰的教育机构，要求保障被捕教育工作者的基本医疗权利，要求国际社会提供资金支持芬兰流亡者的教育项目等。
“最后，”莉娜合上报告，看着全场，“我想强调的是，这份报告的目的，不是谴责，是记录；不是煽动，是呈现；不是对抗，是呼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芬兰的文化和教育困境，呼吁对受影响的人提供人道援助，呼吁各方，以对话和理性，寻找解决之道。因为最终，文化的多样性和教育的权利，不是任何民族的特权，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谢谢。”
她微微鞠躬，走回座位。短暂的寂静后，掌声响起，起初稀疏，然后变得热烈，持续了将近一分钟。莉娜坐下，感到一阵虚脱般的轻松，但心脏仍在狂跳。她看向索尔伯格，老人向她竖起拇指，眼中是毫不掩饰的骄傲。
提问环节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斯德哥尔摩新闻报》的记者：“维尔塔宁女士，报告中提到安娜·科尔霍宁在狱中病危，消息来源是什么？是否可靠？”
“消息来源是教会网络和可靠的人道渠道。我们交叉验证过。出于保护消息来源的需要，我不能透露更多细节。但我们愿意与任何独立的国际组织，如红十字会，合作核实。”莉娜谨慎地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报告建议国际社会提供资金支持芬兰流亡者的教育项目。这是否意味着，变相支持芬兰的分离主义运动？”
“不。”莉娜摇头，“教育是基本人权。支持流亡儿童的教育，是纯粹的人道行为，不涉及政治立场。就像我们支持亚美尼亚难民的教育，支持波兰流亡者的文化保存一样。而且，报告强调的是语言和文化的保存，不是政治灌输。我们欢迎任何监督。”
问题一个接一个。有的关于数据细节，有的关于建议的可行性，有的关于俄国的可能反应。莉娜一一回答，保持冷静、客观、聚焦人道和文化。她避免了所有可能涉及政治立场的陷阱，始终将话题拉回到教育和文化的具体困境。
发布会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后，许多人围上来，要报告副本，询问更多细节。伦德斯特罗姆大使被几位外交官拉住谈话。索尔伯格先生走过来，低声对莉娜说：“非常好。回答得滴水不漏。俄国使馆的人脸色很难看，但挑不出毛病。今晚，瑞典、德国、英国的报纸，都会有报道。明天，外交部的吹风会，可能会被问到这件事。涟漪已经开始扩散了。”
莉娜收拾好文稿，准备离开。一位年轻女士走到她面前，递上一张名片：“维尔塔宁女士，我是《每日新闻》的记者。科尔霍宁的个案，做一篇深度报道。能否安排一次专访？我们也想联系她在芬兰的家人，或者她在教会的同事。”
“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但出于安全考虑，不能透露具体联系人。”莉娜接过名片，“专访可以安排，但必须在委员会框架内，聚焦人道议题。”
“当然。谢谢您。”
走出礼堂，斯德哥尔摩的冬夜已经降临。雪停了，街道上覆盖着新雪，在煤气灯下泛着静谧的蓝光。莉娜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和力量。刚才的九十分钟，她站在了聚光灯下，为一个遥远国度的苦难发声，为那些在黑暗中坚持的人争取关注。这改变不了安娜的处境，改变不了特别状态，但至少，让世界听到了，看到了，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