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被拦住了。格奥尔基站在牢门前，身后跟着两个守卫，面无表情。
“彼得罗夫调查员，”格奥尔基的声音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我理解你对程序合规的执着，也理解你对重要犯人‘思想状态’的研究兴趣。但曼纳海姆议员目前正在接受特别审讯，根据规定，审讯期间，不得与外界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包括阅读未经审查的书籍。所以，这本书，不能给他。”
彼得罗夫的心脏一紧。特别审讯？他为什么不知道？按照规定，对曼纳海姆这种“敏感资产”的审讯，必须有司法官员在场监督，至少要有记录。但格奥尔基显然绕过了他。
“特别审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彼得罗夫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
“昨天下午开始的，是圣彼得堡的直接指令。”格奥尔基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是电报的复印件，落款确实是司法部，但签发人不是谢尔盖副部长，是另一个彼得罗夫不熟悉的名字。“鉴于曼纳海姆案件的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圣彼得堡认为，需要加快审讯进程，获取关键信息。因此，授权我进行非正式、高效率的审讯，不必拘泥于常规程序。当然，审讯内容会记录，结束后会形成报告，届时你可以审查。但现在，请勿干扰。”
彼得罗夫快速浏览电报。文字含糊，但授权明确。他立刻明白，这是圣彼得堡强硬派的手笔，他们可能对温和派的拖延不满，想用“高效率”审讯，逼曼纳海姆崩溃或合作，快速结案，消除这个舆论焦点。而格奥尔基，得到了尚方宝剑。
“审讯内容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彼得罗夫追问。
“内容涉及曼纳海姆与国外势力的联系，他在‘影子议会’中的角色，以及他对芬兰抵抗运动的思想影响。方法是科学的，非暴力的，但也是深入的。”格奥尔基收起文件，“彼得罗夫，我知道你关心犯人的权利。但请记住，曼纳海姆不是普通囚犯，他是分裂势力的精神领袖，他的思想，比任何武器都危险。要消除这种危险，必须从思想入手。而思想领域的斗争，需要特殊的方法。这超出了你的专业范围，所以，请回吧。”
彼得罗夫握紧了手里的书。他知道，格奥尔基所谓的“科学、非暴力但深入的”审讯，很可能就是之前用在埃里克身上的那一套：药物、睡眠剥夺、感官干扰、心理压迫，目的不是获取口供，是摧毁意志，是让曼纳海姆自己精神崩溃，变成一个废人，然后再以“健康状况恶化”为由，将他转移或处理掉。而圣彼得堡的强硬派，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做法。
“格奥尔基特派员，”彼得罗夫抬起头，直视对方的眼睛，“我尊重圣彼得堡的指令。但我也必须提醒你，曼纳海姆是国际知名人物，他的状况受到欧洲媒体和外交圈的密切关注。如果他在审讯中‘突发意外’或‘精神失常’，引发的国际反弹，可能比让他活着说话更大。我想，圣彼得堡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所以，请务必确保审讯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保留完整的医疗记录。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必须坚持。”
他在“科学性”“安全性”“医疗记录”上加重了语气。格奥尔基听懂了。彼得罗夫是在警告，也是在划底线：你可以用手段，但不能让人死，不能留下明显的把柄，否则，彼得罗夫会以程序和人道为由，制造麻烦。在圣彼得堡内部斗争微妙的时刻，这种麻烦是格奥尔基和他的支持者不想看到的。
短暂的沉默。格奥尔基点了点头，语气稍微缓和：“当然。审讯全程有医生监护，我们会注意分寸。曼纳海姆议员是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不会浪费。那么，彼得罗夫调查员，如果没有其他事，请回吧。审讯结束，我会通知你审查记录。”
彼得罗夫知道，他无法进入牢房，无法见到曼纳海姆，无法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程序，施加压力，争取时间。他点了点头，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停下，回头：“格奥尔基特派员，这本书，是关于法律精神的经典。也许，在审讯间隙，曼纳海姆议员可以阅读，以保持头脑清醒，更好地理解审讯的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审讯效率。您认为呢？”
他将书递过去。格奥尔基盯着书，又盯着彼得罗夫，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最终，他接过了书，随手翻了翻，点点头：“我会考虑。如果他表现合作，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奖励。”
！彼得罗夫转身，快步离开走廊。他需要回到办公室，需要整理思路，需要想办法将这里发生的事传递出去。但怎么传递？格奥尔基显然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常规渠道可能不安全。他想起了那个瑞典使馆的低级文员，那人最近被调去了档案室，接触机密文件的机会少了。也许，他需要启用备用渠道——那个在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同情芬兰的老管理员，他偶尔会以“学术交流”的名义，与瑞典的学者通信。但那样更慢，更不确定。
回到办公室，彼得罗夫锁上门，从保险柜里取出那封用密写药水写的、准备寄往斯德哥尔摩的信。信里是关于安娜病危和埃里克持续审讯的报告。现在，他需要加上曼纳海姆被“特别审讯”的内容。但他犹豫了。这些信息传出去，能改变什么？欧洲的舆论压力，似乎只能让圣彼得堡的温和派获得一点话语权，但改变不了格奥尔基在芬兰的绝对权力，也阻止不了审讯的进行。那么，传递信息的意义何在？
他想起曼纳海姆在石墙上刻下的字：“真理不灭，芬兰永在。”也想起父亲的话：“在黑暗的时代，记录本身，就是抵抗。”是的，即使无法立即改变，也必须记录，必须传递。让世界知道真相，让历史留下证据，让那些在黑暗中受苦的人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这就是意义。
他用特制的羽毛笔，蘸着密写药水，在信纸的空白处，加上了新的一行：“曼纳海姆被转入特别审讯，方法不明，目的为摧毁意志。急需国际医学和人权组织施压，要求独立探视。时间紧迫。”
写完，他将信纸晾干，折好，藏进一本普通的司法文书的封皮夹层里。明天，他会以“送往司法部归档”的名义，将这份文书混入常规邮件。他知道，司法部里有谢尔盖副部长的人，会看到这封信，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将消息传递出去。这是目前最安全、最快的方式。
做完这些，彼得罗夫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赫尔辛基阴沉的天空，感到一种个人力量的渺小和无助。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僚，在庞大的帝国机器中，像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他能做的，只是在机器的缝隙中，悄悄松动一点点，传递一点点信息，争取一点点时间。这能改变什么？他不知道。
但至少，他做了。他选择了良心，而不是顺从；选择了记录，而不是沉默；选择了在黑暗中，点一盏微弱的灯。这盏灯，也许照不亮整个地狱，但也许，能给某个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一点点方向，一点点温暖，一点点希望。而希望，在绝境中，有时比食物和水更重要。
深夜，彼得罗夫离开监狱，走在回家的路上。寒风刺骨，街道空旷。他想起曼纳海姆，此刻正在某个黑暗的牢房里，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但依然在思考，在记录，在坚守。他想起埃里克，失去了一条腿，但依然挺直脊梁。他想起安娜，在病床上握着他传递的纸片。这些人的形象，像火一样，在他心中燃烧，驱散了他的疲惫和无力。
他停下脚步，望向监狱的方向。那里，黑暗如铁。但他知道，地火在运行，在石墙的刻字里，在病床的纸片上，在官僚的密信里，在每一个拒绝屈服、选择坚守、相信真理不灭、芬兰永在的心灵中，微弱，但执着地燃烧，等待黎明，等待光明，等待自由和尊严重归的那一天。彼得罗夫，选择了成为这地火的一部分。这选择，让他痛苦，让他危险，但也让他，在人生的黄昏，终于活得像个人，而不只是机器上的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