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释。这个词让彼得罗夫的心脏几乎停跳。圣彼得堡的温和派，居然在试探性地提出释放曼纳海姆的可能性，哪怕只是“有限度的”“作为政治姿态”。这无疑是格奥尔基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彼得罗夫自己从未敢想的。但指导意见的签发人，是谢尔盖副部长本人，这意味着这不是空谈，是圣彼得堡高层某些人正在认真考虑的方向。
彼得罗夫深吸一口气，将指导意见折好，藏进西装内袋，然后示意守卫开门。门开了，他走进“优待室”。这确实比地下牢房好得多：房间大约十平方米，有一扇带铁栅的小窗，能透进天光；一张木床，铺着还算干净的褥子；一张小桌，一把椅子；甚至还有一个木架，上面放着几本书——包括那本《论法的精神》。曼纳海姆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小块木炭，在一张废纸的背面写着什么。他看起来比在地下时好了些，脸上有了点血色，但依然消瘦，手腕的淤痕清晰可见。
听见开门声，曼纳海姆抬起头，看见彼得罗夫，点了点头，将纸和炭笔藏进被子下。“彼得罗夫先生，下午好。”
“下午好，议员先生。”彼得罗夫走到桌边，在椅子上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几份文件，摊在桌上，“审查组已经完成了对您案件材料的初步审查，这是他们的几点询问，需要您书面答复。主要是关于您被捕前的一些公开言论和文章的法律解释。不涉及新指控，只是程序性的澄清。”
这是彼得罗夫想出的、既能与曼纳海姆沟通，又不引起格奥尔基怀疑的方式：以“程序澄清”为名，进行实质性的信息传递和思想交流。他带来的“询问”，有些是真的审查组问题，有些是他自己编的，用于引导话题。
曼纳海姆走到桌边坐下，拿起文件浏览。他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移动，眼神专注。彼得罗夫注意到，他的指甲修剪过了，手也比之前干净，显然是“优待”的一部分。但那种深沉的疲惫，依然刻在眉宇间。
“第一个问题，”曼纳海姆开口，声音平静，“关于我在《芬兰未来》一文中提到的‘民族自决权’概念，审查组问，这是否意味着主张芬兰从帝国分离。我的回答是：民族自决是国际法学中的原则，指一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芬兰作为大公国加入帝国，是基于《波尔沃协议》的契约关系。当契约的一方系统性违反协议时，另一方有权要求重新谈判关系。这不等同于主张立即分离，而是主张在法律框架内，重新界定权利和义务。这样的答复，可以吗？”
彼得罗夫快速记录，心里为曼纳海姆的冷静和法学素养感到钦佩。在经历了数月的审讯和折磨后，他依然能如此清晰、严谨地阐述观点，既坚持原则，又避免给格奥尔基提供“煽动分离”的新把柄。
“可以。”彼得罗夫点头，“第二个问题，关于您与国外人士的通信。审查组注意到，您的一些文章被瑞典和德国媒体转载。您是否主动向国外传递信息，寻求外部干预？”
曼纳海姆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我的文章是公开的学术和政治评论，发表在芬兰的合法报刊上。外国媒体转载，不是我控制的。我从未主动向外国政府或机构寻求‘干预’。但我相信，一个法治国家应该遵守国际法和基本人权原则，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基于这些普遍原则，而不是对帝国内政的干涉。如果帝国在芬兰的行为符合法治和人道，国际社会自然无话可说。问题不在于外部关注，在于内部行为。”
彼得罗夫再次记录。曼纳海姆的回答，再次巧妙地避开了陷阱，将焦点引向特别状态本身的合法性。他接着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曼纳海姆一一作答，思路清晰，滴水不漏。
问答进行了大约半小时。最后，彼得罗夫收起文件，看似随意地说：“审查组对您的健康状况也很关注。格奥尔基特派员报告说，您的心脏有些问题，需要静养。您感觉怎么样？”
曼纳海姆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极轻微的波动。他知道，彼得罗夫在问真正的健康状况，也在传递“审查组关注健康”的信息。他点了点头：“比之前好一些。这里的饮食和空气好些。但旧疾难去，需要时间。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审查组建议，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将您转移至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进行系统治疗。”彼得罗夫试探着说，眼睛紧盯着曼纳海姆的反应。
曼纳海姆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彼得罗夫注意到，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了。“感谢审查组的关心。但我认为，在特别状态下，个人的医疗问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芬兰人民的整体处境。如果因为我个人的治疗，而让当局认为可以用‘人道’姿态掩盖系统性的不公，那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留在这里，和所有在压迫下的芬兰人在一起。”
彼得罗夫心中一震。曼纳海姆拒绝了个人的“优待”，选择与同胞共担苦难。这是一种原则性的、近乎殉道者的姿态，但也极其危险——如果格奥尔基知道曼纳海姆拒绝转移，可能会认为他“不识抬举”，从而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我理解您的立场。”彼得罗夫低声说，“但健康是基础。有了健康，才能继续思考和写作。帕维莱宁教授”
他没有说完。曼纳海姆的眼神黯淡了一瞬，然后重新变得坚定：“帕维莱宁教授用生命证明了，有些东西比健康更重要。我很感谢您的好意，彼得罗夫先生。但请向审查组转达我的立场：我不寻求特殊待遇，只寻求公正的法律程序和所有芬兰人的基本权利得到恢复。在那之前，我个人在哪里，不重要。”
彼得罗夫沉默了。他知道，再多说无益。曼纳海姆已经做出了选择，一个艰难但崇高的选择。他点了点头，站起身：“我会转达。请保重身体，议员先生。审查组还会停留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要求与您面谈。到时请谨慎作答。”
“我会的。谢谢。”曼纳海姆站起身，微微欠身。
彼得罗夫转身离开。走到门口，他停下，回头看了一眼。曼纳海姆已经重新坐回床边，拿起那本《论法的精神》，就着窗外透进的天光，安静地阅读。午后的阳光穿过铁栅，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让他看起来像一尊沉思的石像，孤独，但不可动摇。
彼得罗夫轻轻关上门，走向格奥尔基的办公室。他必须汇报“程序澄清”的进展，也必须转达曼纳海姆关于健康状况的立场。他预感，格奥尔基听到曼纳海姆拒绝转移，不会高兴。
果然，格奥尔基听完彼得罗夫的汇报，特别是曼纳海姆“宁愿留下”的表态后，脸色阴沉下来。他坐在巨大的橡木桌后，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沉默了很长时间。
“不识抬举。”格奥尔基最终开口，声音冰冷，“我给他改善条件，给他窗户，给他书，圣彼得堡给他转移治疗的机会，他不要。他要‘和人民在一起’。多么高尚，多么悲壮。他想当殉道者，想成为芬兰人的精神象征。好，我成全他。”
彼得罗夫心中一紧：“特派员先生，审查组还在，曼海姆的健康状况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如果他现在出事”
“我不会让他‘出事’。”格奥尔基打断他，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微笑，“相反，我会给他更好的条件，更精心的‘照顾’。既然他不想走，那就留在这里，成为我们‘人道监狱管理’的活广告。我会让医生每天给他检查，给他开最好的药，给他营养餐，甚至允许他写东西。不是那些政治文章，是回忆录，学术随笔，无关痛痒的东西。让他写，让他发表，让国际社会看到，曼纳海姆议员在赫尔辛基的监狱里，过着平静的、受尊重的学者生活，思考着哲学和法学问题。这比一个病怏怏的殉道者，对帝国的形象更有用。”
彼得罗夫感到一阵寒意。格奥尔基的这一手，比直接的折磨更阴险。他要把曼纳海姆“无害化”，把他从一个政治象征，变成一个被圈养的、温和的学者，用“优待”消磨他的斗志，用“学术自由”诱使他远离现实政治，最终让他自己和他的支持者，都逐渐淡忘那个“真理不灭，芬兰永在”的斗士，只记得一个在监狱里写写画画的、无害的老人。
“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他的配合。”彼得罗夫谨慎地说，“曼纳海姆很清醒，他可能不会写您希望他写的东西。”
“他会写的。”格奥尔基自信地说，“人有惰性，有虚荣，有对舒适的本能渴望。在地下牢房里，他可以用苦难磨砺意志。但在这里，有阳光，有书，有相对的自由，他会慢慢放松，会开始享受思考的乐趣，会不自觉地回避那些痛苦的政治现实。而写作，一旦开始，就会有自己的逻辑。他会越写越深，越写离现实越远。最后，他自己都会相信，他真正在乎的是抽象的法学理念，而不是具体的芬兰独立。这就是思想的腐蚀，彼得罗夫，比肉体的折磨更有效，更持久。”
彼得罗夫无法反驳。格奥尔基对人性的洞察，冷酷而精准。他确实可能成功。曼纳海姆再坚强，也是人，在长期监禁和孤立中，一点点的舒适和自由，可能真的会慢慢侵蚀他的战斗意志，尤其如果这种侵蚀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包裹在“学术自由”和“人道待遇”的外衣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那审查组那边？”彼得罗夫问。
“我会亲自向谢尔盖副部长汇报，说曼纳海姆议员健康状况稳定，情绪平静，正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学术思考，暂时没有转移的必要。而且，议员本人也表达了希望留下的意愿。我想，审查组会理解并赞赏这种‘建设性’的态度。毕竟，一个写作的、合作的曼纳海姆，比一个沉默的、对抗的曼纳海姆，对所有人都好，不是吗？”格奥尔基看着彼得罗夫，眼中带着一丝嘲讽。
彼得罗夫点了点头，无话可说。他知道，格奥尔基已经设计好了一个新的、更精巧的笼子，准备将曼纳海姆这头思想的雄鹰，慢慢驯化成一只在笼中歌唱的金丝雀。而他，彼得罗夫，将再次成为这个过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用他的文书和程序，为这个笼子提供合法的外观。
离开格奥尔基的办公室，彼得罗夫回到自己的档案室。他锁上门，从怀里掏出那份“初步指导意见”，再次阅读。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密写药水和特制的纸张，开始书写另一份密信。这次，他不再仅仅传递信息，而是加入了自己的分析和警告：
“曼纳海姆拒绝转移，坚持留下。格奥尔基将计就计，计划以‘优待’和‘学术自由’为名，对其进行长期、温和的思想腐蚀，旨在将其无害化、工具化。曼纳海姆意志坚定，但长期孤立和舒适可能产生微妙影响。请外界设法保持其与现实斗争的联系，传递真实信息，避免其落入‘学者舒适区’。时间紧迫，此为其精神存亡之关键阶段。安娜健康状况仍危，埃里克审讯暂停但压力持续。审查组作用有限，不可寄望过高。地火在石下，需持续添薪，防其无声熄灭。——信任的朋友”
写完后，他用特殊药水处理，字迹隐去。然后，他将这张纸藏进一本即将送往司法部归档的普通文书的封皮夹层。明天，这份文书会通过日常渠道送出，谢尔盖副部长的人会看到，消息会传向斯德哥尔摩，传向所有关心曼纳海姆和芬兰命运的人。
彼得罗夫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些了：记录，传递，警告。他无法阻止格奥尔基的计划，无法改变曼纳海姆的处境，甚至无法保护自己不被卷入危险。但他选择继续做，因为这是他对抗黑暗的唯一方式，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法律官员的良心所在。
他走到窗前，望着赫尔辛基阴沉的天空。监狱的高墙外，城市在特别状态下沉默地运行着。高墙内，一场无声的、关于思想和灵魂的战争，正在以最精致、最危险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