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阳光，在宾馆房间里变得具体而微。光线穿过薄纱帘，被切割成整齐的方格，在地板上无声铺展。
细细的尘埃在光柱中缓慢浮沉，像极了某些悬而未决的心事。
他先醒来，手臂还维持着睡梦中环抱的姿势。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混着一丝慵懒的挽留：“今天别回去了？”
我在他温热的肩窝里蹭了蹭，摇头，含糊却异常清晰地说：“不行，得回去。”
他沉默了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捻着我散在枕上的发梢，语气里混杂着不解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控制欲落空后的不悦：“店里不是雇了人么？让她们看着不行？”
“得回去交柜台费。”我把脸埋得更深些，声音闷闷的。
“多少钱？”他问，目光落下来，带着清醒后的审视。
“两万”我说，尽量让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窗外天气，但心脏某处却不由自主地缩紧了。
房间里安静下来。他的目光停在我脸上，时间长得像在掂量什么。阳光移过他半边脸，眼睛显得很深。
“钱够吗？”他再次开口，声音很缓。
“嗯，”我点头，稍稍退开，朝他笑，“差不多了，能应付。”
他看了我两秒，最终只是揉了揉我的头发：“行吧。吃了早饭送你回去。”
上午十点多，车在返回青城的国道上平稳行驶。车里放着音量很低的爵士乐，衬得沉默更加明显。他专注看着前方，偶尔快速瞥我一眼，目光深沉。
我靠在椅背上，脸朝窗外，心里反复想着那沓用旧报纸包好的钞票，和那张按着红指印的借据。指甲无意识地抠着挎包边缘。
中午，车停在我店铺所在的商场路边。他熄了火，侧身看我：“到了。”
“嗯。”我低声应着，去拿包。
他忽然探身握住我的手腕：“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任何时候。”
我看着他的眼睛，点头：“知道。”
他松开手。我推门下车，五月的阳光瞬间裹住全身，热得灼人。我站在路边挥手。车窗降下一半，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嘴唇动了动却没说话。车窗升起，车子驶离。
我站在原地，看着黑色轿车拐过街角，汇入车流，消失在高楼后面。五月的风卷着热气扑面而来。我握紧手里那只小巧的挎包，转身走向商场反光的玻璃门。
包里的重量透过皮革压在掌心。沉甸甸的，压着的远不止那两万两千块钱。
日子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每一步都带着粘滞的沉重感。
红斌回来的间隔明显拉长了，有时一周，有时十来天也见不上面。电话依然会打，但背景音里总夹着工地的喧嚣或饭局的嘈杂，匆匆几句，便说“还在忙，回头聊”。
店里最终只留了徐小燕一个。我不得不天天待店里，从上午开门一直到晚上。
生意清淡的午后，李雷、刘伟他们偶尔还会打电话邀约，但我再没出去过。那些灯红酒绿的喧嚣，模糊而遥远。
我得赚钱，我得攒钱，我得还那笔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的高利贷。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三千，我一定按时汇回家里。那是我对妈妈和女儿，最基本、也最沉重的交代。
夏天到了，满大街都是“季末清仓”的招牌，像一片片褪色的旗帜。夏装的价格被市场踩到泥里，利润薄得能透光。
扣除租金、水电、工资，再汇走那三千，账本上留下的数字，让我不敢细看。看着那越来越难看的盈余，心里的弦越绷越紧，勒得胸口一阵阵发闷，生疼。
我有点力不从心了。这种疲惫，像在泥沼里行走明明用了全力，却看着岸反而远了一寸的绝望。
转眼又到了交房租的日子。一千八。这笔钱，加上必须汇回家的那三千，像两把冰冷坚硬的钳子，把我那点本就微薄的现金流咔嚓一声剪断。连进点应季新货的钱，都挤不出来了。
窘迫像一件穿反了的毛衣，粗糙的线头硌着皮肤，让人坐立不安，却又无法当众整理。
我张不开嘴向任何人求助。
偶尔实在心烦得透不过气，就叫上陈梦和李蒙出来，找个烧烤摊。话还没说上几句，眼泪却总是不争气地先涌上来。它们比我更诚实，径直滚落………
陈梦隔着烟雾看着我，叹了口气：“你那个’对象‘，……他就这么看着你为难？什么都不管？也不问？”
我摇摇头，用纸巾摁了摁发酸的眼角，试图把最后那点脆弱也一并按回体内：“不想靠别人。自己挣，自己花，哪怕再难，心里……终究踏实些。”
“踏实什么呀！”陈梦白我一眼，“明天我给你取五千，你先拿去周转。不许推，算我借你的，快去进货。”
我鼻子一酸，所有强撑的硬气瞬间溃散，只能用力点点头。
我们这几个人里，陈梦条件最好。
独生女，父母双职工，她在内大念书。
家里每月给的零花钱不少，喜欢什么买什么。所以之前才去“金狮”做服务员，与其说是赚钱，不如说是体验一种逃离校园的、带点叛逆的自由。
李晓霞家里情况复杂。她是“两个家庭的女儿”，却像两座房子中间那条窄巷里的草。她是二爹家的老四，过继给了大爹夫妇。大爹怕她知道身世后不亲，特意搬到另一个城市，可她后来还是知道了。
她说，心里跟哪边都隔着一层。她那点工资，是流动在两家之间的润滑剂，也是她自己的药钱。
大家都不容易。
那晚我喝得酩酊大醉，最后一点清醒用来记住了李蒙架着我时，胳膊传来的、令人安心的力道。
第二天在熟悉的头痛欲裂中醒来，然后用冷水狠狠洗了把脸，买了当晚的车票，又一次把踏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
夏天的批发市场像个巨大的蒸笼，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布料味得焦躁。
我在拥挤的档口间穿梭，手里攥着陈梦借我的那五千块钱，却觉得没什么非拿不可的货。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裹住了我。
忽然想起去年刚接手店的时候。那时真是两眼一抹黑，全凭一股莽撞的热情。第一批货，兴冲冲拿的都是成套的、板正的职业裙装，觉得那样“高端”。
可回来后才发现，拿的尺码都偏小，看上款式的客人大多穿不了；能穿上的，又嫌样式太过正式。
六十五元一套进的货，在店里挂了许久，落了一层灰，最后咬着牙，三十、二十就处理了，但那时候，心里好像还特有劲，觉得跌倒了，还能爬起来。
此刻，站在批发市场喧闹拥挤的过道里，拖车的铁轮碾过水泥地，发出单调而刺耳的噪音，仿佛在碾压所剩无几的耐心和希望。
无论是去年盲目乐观的赔钱，还是如今精打细算后依然的捉襟见肘，自己好像始终在这生意场的泥潭里，奋力扑腾，却始终溅不起一朵像样的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