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时，天已大亮。
难得地、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匆匆起身离开。
我松松披着睡袍，靠在酒店房间的窗边。晨光透过玻璃，给屋内镀上一层柔和的淡金色。
他从身后走来，手臂自然地环过我的腰，下巴轻轻搁在我肩头。“工程基本收尾了，就剩一点琐事。”他的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温热的呼吸拂过我耳畔。
远处隐约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提醒着人们千禧年的临近。我望着窗外冬日疏朗的街道，轻声说：“千禧年了……真是一个该被记住的世纪之约。”
他没接话，只是更紧地搂住我，嘴唇贴着我的耳廓，声音压得低低的，却异常清晰：“老婆，”我的心跳漏了一拍，“给我生个小龙女吧。”
我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微微一僵。
他的吻已经落了下来，从耳垂到脖颈，温热而缠绵，带着不容拒绝的温柔力度。“等那时候，”他的话语断续地融在亲吻间，“带着你和孩子……我们认祖归宗。”
晨光漫过窗棂，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流淌。我闭上眼，感受着他唇齿间滚烫的许诺，和落在皮肤上那些细密而灼热的印记。睡袍的带子不知何时松开了，衣料从肩头滑落，微凉的空气与他的体温交替侵袭着感官。
身体被他转过去，抵在冰凉的玻璃窗上。窗外是苏醒的城市，窗内是他的气息铺天盖地。我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在起雾的玻璃上留下几道模糊的划痕。
这个早晨格外漫长，也格外安静。只有彼此交织的呼吸，和远处偶尔炸响的、宣告新千年到来的鞭炮声。
直到一切平息，他仍从背后拥着我，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缠绕着我的长发。阳光已经移到了床脚，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
“快过年了。”他忽然说。
“嗯。”我应了一声，没问“那我们怎么过”。
他似乎叹了口气，很轻，融在呼吸里。吻了吻我的后颈，说：“再睡会儿，今天不急着走。”
我重新闭上眼。被他圈在怀中，背后是他的体温，眼前是逐渐明亮起来的世界。那句“认祖归宗”像一颗投入深湖的石子，漾开的涟漪久久不散。
小龙女……千禧年……一个崭新的世纪。
心里那根隐约的刺，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具体的承诺，暂时包裹上了一层柔软的暖意。至于这暖意能持续多久，包裹下的刺是否会真的消失，我不敢深想。
只是在这个千禧年的清晨，我选择相信这一刻的体温，和耳边滚烫的低语。
年关将近，空气里弥漫着紧绷的忙碌。我的店成了我全部世界的锚点。
几乎从睁眼到闭眼，我都泡在店里。新进的年货款式要打理，账目要清点，还要琢磨开春该上什么新货。小小的店面像个不停转动的陀螺，而我是抽打它的那根鞭子，不敢有片刻停歇。
李伟在走秀队里，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甚至隐隐有了“台柱子”的架势。王姐看她的眼神，愈发像看一件精心打磨、即将放上展台的艺术品。
而我，主动退到了次要位置。找了个机会，我跟王姐正式提了：“王姐，最近店里实在抽不开身，走秀这边，我暂时可能没法保证每次都到了。李伟是个好苗子，您多费心带着她。”我顿了顿，声音带着恳切，“但是千万……别让她进包房。”
王姐正对着一面小镜子整理头发，闻言从镜子里深深看了我一眼。她放下镜子，拍了拍我的手背：“你放心，我心里有数。李伟这孩子，是走正路的料。店里的生意要紧，你忙你的，这边有我。”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些坑，我自己踩过，就想让她绕过去。
陈梦依然和她的“贾哥”打得火热，神龙见首不见尾。李晓霞呢，还是老样子，身边清清静静。有时候我和陈梦也会聊起，李晓霞啥情况，怎么也不谈恋爱？
陈梦说：“我认识她比你还早，真没见过她身边有男的。”我们也会打趣，都24岁了，难道就没有那方面的……？两人分析半天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只能笑一笑。
我们三个曾经紧密的小团体，如今正沿着不同的轨迹滑行。
而我和红斌之间，则陷入一种奇特的“时间错位”。我一周跑一次北京进货、挑款，忙得像个连轴转的陀螺。他的电话来时，我常常正在嘈杂的批发市场里，对着衣服跟人讨价还价。
“我在路上了，一会到。”他说。我捂着另一只耳朵，提高音量喊：“我在北京呢！”电话那头沉默一下，然后是他听不出情绪的声音：“那我先回去了。”便匆匆挂断。
下次联系，可能又是我在去北京的路上。我们像两条偶尔交汇又迅速分开的线，总是在时空里擦肩而过。
转眼，新年真的到了。空气里弥漫着鞭炮淡淡的硝烟味。
我给自己挑了件正红色的马海毛半袖高领毛衣，毛绒绒的，颜色鲜亮得像一团火。
穿上身，对着镜子照了照，气色似乎都被映得好看了些。心里默默盼着：穿上红色，沾沾喜气，但愿来年，一切都能顺遂些。
回奶奶家过年。小小的院落比往常热闹，弟弟的发小们过来串门。我和三婶、弟弟以及他的发小们一起打扑克，经常能玩到后半夜。手机也时不时响起，是红斌发来的信息或打来的电话。
三婶眼神往我手机瞟了瞟，脸上带着笑，压低声音问：“霞子，这回……是不是有对象了？电话这么勤。”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紧了紧，抬眼对上三婶探究又带着点期盼的目光，含糊地“嗯”了一声，算是承认。弟弟那帮发小也起哄道：“姐，啥时候带新姐夫回来让我们瞧瞧啊？”
“小屁孩家家的，好好玩你们的扑克。”我笑骂了一句。
三婶眼睛一亮，凑近些问：“真的？哪的人？做什么的？多大年纪了？对你好不好？”一连串的问题抛过来。
我垂下眼，摆弄着手里的扑克牌，声音平平的：“和我同岁，算是同学……十五六岁就认识了。至于能不能成……还不知道呢。”我笑着顺手抓了把瓜子仁放进嘴里。
妈妈在一旁听着，这时插了句话，语气里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对方条件……是太好了。大高个人也精明。那么好的一个帅气后生，那几年人家也来找她，回回她刚走，一直没联系上，这去年才又联系上……”她没说完，但话里的惋惜像一层薄薄的霜，覆在了热络的气氛上。
三婶看了妈妈一眼，又看看我，原本想追问的话咽了回去，转而扯开了话题：“不管咋样，霞子有人惦记着就好。”
我们继续打着扑克。只有弟弟那个叫“小后生”的发小，默默看了看我，没再说话。
大年初二下午，他的电话又打来了。
“什么时候回旗里？”他开门见山。
我想了想：“初六吧。我想多陪奶奶几天。”
“早点回来。”他说，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些，添了句，“我想你了。”
我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他似乎察觉到我的平淡，接着说了下去：“几个朋友都想见见你，回来聚一聚。回来了跟我说一声。”
朋友？想见我？我心里掠过一丝淡淡的无奈与困惑。我这算什么身份呢？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顺从的应答：“知道了。我尽量早点。”
挂了电话，我走回屋里。奶奶正眯着眼听戏，妈妈在厨房收拾。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零星的鞭炮声偶尔炸响，打破傍晚的宁静。
新的一年真的会更好吗？我期待着。
我只知道，脚下的路，依然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那盏被承诺点亮的微弱暖意，能否照亮前路，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