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春风忽紧忽慢的推搡中过去，冻土终于彻底酥软，空气中开始弥漫草木萌发特有的、微腥而清新的气息。
田地里的变化日新月异。苏晚亲手指导、团队严格把控的核心示范田，以及牧场其他大部分认真遵循《要点》执行的田块里，土豆幼苗如期破土而出。它们排成笔直而均匀的队列，嫩绿的叶片在阳光下舒展开，带着一层细微的茸毛，显得精神抖擞，田间望去，是一片令人心安的、整齐划一的勃勃生机。
然而，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白玲所负责的那片“青年突击队”的土地。
最先暴露的是出苗问题。
苗情图斑驳得如同生了疥癣：一些区域因为下种过密，钻出的幼苗纤细拥挤，彼此争夺着光和空间，黄弱得像被水泡过的豆芽；另一些区域则因为播种过浅或种薯质量不佳，出苗稀稀拉拉，露出大片未能被新绿覆盖的、颜色深浅不一的潮湿泥土，在整齐的田野背景下显得格外扎眼。
这还仅仅是开始。
紧接着，一些勉强钻出的幼苗出现了更令人担忧的症状：叶片从边缘开始泛黄、卷曲、失去光泽；嫩茎基部出现水渍状斑点，继而软化、发黑；更有一些直接从贴近土表处腐烂、倒伏，散发出隐约的不祥气息。
问题再也无法用“生长差异”或“稍晚出苗”来掩饰。失败的气息，随着病苗的增多，在这片土地上弥漫开来。
一天晌午过后，阳光正烈。苏晚正蹲在示范田里，和孙小梅一起用自制的卡尺测量第三批定点苗的株高和茎粗，详细记录着叶片的展开角度和颜色等级。远处传来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带着一股不加掩饰的怒气。
来的是以张建军为首的五六名知青，都是当初白玲“突击队”的骨干。
张建军走在最前面，这个平日里干活还算卖力的小伙子，此刻脸色铁青，额头上青筋微凸，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已经蔫软发黑的土豆病苗。他径直冲到苏晚面前，甚至没有注意脚下踩到了刚标记好的观测点，将手里那团令人沮丧的绿色“罪证”狠狠摔在苏晚脚边的田埂上，泥土溅起。
“苏晚！你过来看看！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张建军的声音因为激动和连日的焦虑而变得尖锐嘶哑，甚至有些破音，
“这就是你推广的什么先进方法？！我们起早贪黑，汗珠子摔八瓣，就种出这么个鬼样子？！苗都快死绝了！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给我们的工分、给那些种薯一个说法！”
他身后跟进来的几个知青，脸上同样写满了愤懑、失望，以及劳动成果眼看要化为乌有的恐慌。他们七嘴八舌地附和着，声音叠加在一起，形成一股指控的声浪：
“说的比唱的好听！什么科学种田，我看就是瞎指挥、穷折腾！”
“我们组的苗也这样！黄不拉几的，根本不长！全完了！”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曹大爷他们一样，按老法子种！起码不会血本无归！”
“就是！浪费了那么多好种薯，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工！这责任谁负？！”
指责如同突如其来的冰雹，又密又急，劈头盖脸地砸向蹲在地上的苏晚。她缓缓站起身，拍掉手上的泥土。
目光先是落在那堆被粗暴丢弃的病苗上，叶片畸形，茎基腐烂，典型的生长环境严重不适与病害初期症状的结合体。
她又抬头看向眼前这些情绪激动的年轻人，他们眼中燃烧的怒火、绝望以及对未来收成的担忧是真实的，他们付出的劳动和面临的损失也是真实的。
她没有立刻辩解。而是重新蹲下，避开那些激愤的目光，用两根手指轻轻捏起一株病苗，仔细察看根系的状况，发现根系稀疏、已经发褐，又用指尖捻起病苗根部带起的一点土壤，凑近观察色泽、捻感，甚至放到鼻端闻了闻，除了正常的土腥气，似乎还有一丝极淡的、不应有的刺鼻余味。
心里那七八分的推测，此刻几乎变成了十分的确定。
行距混乱导致的郁闭潮湿，深浅不一造成的根系发育不良或种薯腐烂，掺杂了未燃尽煤渣甚至其他杂物的“混合灰”对种薯伤口和幼嫩根系的化学刺激与物理污染，加上可能不当的灌水……
白玲那套“领会精神，灵活掌握”的操作，精准地踩中了几乎每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技术雷区。
苏晚站起身，将手中的土屑轻轻弹掉，目光平静地迎向张建军等人：“出现这种情况，我很遗憾，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们现在需要冷静下来，先弄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
她的声音不大，却在嘈杂的指责声中清晰地传递出去，“你们能具体回忆一下，当时整地，深度大概是多少？用的是纯草木灰拌种，还是掺了别的东西？下种的时候，行距株距是怎么把握的？”
张建军被问得一愣，随即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但很快被更强烈的恼怒掩盖：
“怎么弄的？不就是按……按你们发的那个册子上的要求弄的！还能怎么弄？
白玲姐一直带着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严格按照你苏技术员的方法来！
现在我们地里的苗成了这样，你不先想想你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倒反过来查问我们是怎么干的？谁知道是不是你那套法子根本不适合我们那片地！”
他巧妙地偷换了概念，将“白玲的曲解和操作”等同于“苏晚的要求和执行”，并将问题的矛头牢牢固定在“方法本身”以及苏晚这个“方法提供者”身上。
苏晚感到一阵深沉的无力感，从胃部缓缓升起。
她可以详细解释每一条技术规范背后的科学依据，可以逐一指出他们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具体谬误及其连锁后果，但她无法强迫这些已经被失败和愤怒情绪主导的年轻人立刻接受复杂的归因分析，更无法替他们承担因指导者（白玲）蓄意或无知地偏离标准而造成的损失。
技术的逻辑链是清晰而冰冷的，但现实中的责任边界，在此刻却因为信息扭曲、执行偏差和情绪裹挟而变得模糊、粘连，沉甸甸地压向她这个名义上的“技术源头”。
她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口的滞涩，努力让语调保持稳定和客观：“
首先，无论原因如何，看到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受损，我心里很不好受。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到真实原因。从这些幼苗的症状和土壤初步判断，问题很可能出在播种前的土壤处理、基肥成分或种薯处理这些基础环节，没有达到《要点》上规定的要求……”
“什么狗屁要求！”张建军旁边一个高个子知青忍不住爆了粗口，他满脸通红，
“要求不就是你一张嘴定的吗？现在出了事，你就说是我们没按你的要求做？谁能证明我们没按？白玲姐可以作证，我们每一步都是按她说的来，而她就是按你的法子教的！你这不就是推卸责任吗？！”
“对！就是推卸责任！”其他人跟着鼓噪起来。他们或许并非全无怀疑，但在当下的挫败感和对作为直接带领者的白玲下意识的维护下，更愿意相信是“方法有问题”或“苏晚指导不力”，而非承认自己可能被错误引导或执行走样。
苏晚沉默了。阳光晒在她的背上，军绿色外套下的棉布衬衫已被汗水微微浸湿。
她手里有详实的技术手册，有旁边这片示范田郁郁葱葱的成功佐证，有完整的科学原理支撑。但她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去公开证明白玲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是如何“灵活”地篡改、简化甚至违背了那些标准。
在没有录音、没有第三方详细监督记录的情况下，任何对白玲操作不当的直接指控，在对方高举“积极拥护”和“严格执行”旗帜的情况下，都很容易被反弹回来，被曲解为技术负责人“推诿塞责”、“打压同志积极性”，甚至升级为“知青内部不团结”的政治问题。
这种明知道症结所在，却囿于现实规则和复杂人际而难以直言、有口难辩的憋闷，比面对曹大爷们那种坦率的、基于经验的沉默抵抗，更让她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窒息和无奈。
技术的无力感，第一次如此真切而尖锐地袭来。它就像一把精心锻造的犁铧，或许可以凭借锋刃和设计破开最坚硬的物理性冻土，却在面对那些由人性弱点、信息壁垒、权力曲解和情绪洪流层层包裹、缠绕而成的“冻土层”时，显得如此笨拙，甚至可能伤及自身。
“这样，”苏晚在令人压抑的沉默和对面充满敌意的注视中，最终开口，声音依旧平稳，却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我下午会去你们的地里，做一次详细的现场勘查。一寸一寸地看，结合你们的回忆，尽量把可能的原因找出来。现在当务之急，是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余地，比如有没有相对健康的苗可以重点保护，或者是否需要补种……”
“补救？说得轻巧！”张建军嗤笑一声，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和嘲讽，
“等你慢悠悠地查清楚，再想出办法，地里的苗早死光了！我们的工分、今年的收成，谁给补？你给补吗？”
他不再给苏晚说话的机会，狠狠瞪了她一眼，朝着地上那堆病苗啐了一口，并未真的吐痰，但姿态十足，然后猛地一挥手：
“跟她说不清楚！走！咱们找连里领导说理去！不能让咱们白干！”
他带着一群愤愤不平的知青转身离去，脚步声杂乱而沉重，扬起小小的尘土。田埂上，只留下苏晚和孙小梅，以及那堆被遗弃的、已经开始散发微弱腐烂气息的病苗。
春风依旧吹拂着，带来远处示范田里健康幼苗微微摇曳的沙沙声，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嫩绿。
而另一头，视线可及之处，是白玲负责的那片田里斑驳的枯黄与裸露的泥土，以及空气里隐约飘来的、由失败、抱怨和推说共同发酵出的压抑气息。
丰收的果实尚未凝聚，失败的责任与诘难的荆棘，却已迫不及待地越过了纯粹技术的边界，缠绕而上，压在了她的肩头，试图将她拖入泥淖。
苏晚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混杂着新生植物的清甜、黑土地的芬芳，以及那丝无法忽略的、从脚下病苗和远方田块飘来的、令人不安的衰败气味。
她知道，推广之路上的荆棘丛，比她最初预想的，还要茂密，还要坚韧，那些尖刺上涂抹的，有时并非直白的恶意，而是扭曲的“拥护”、偏差的“执行”，以及随之转嫁而来的、模糊却沉重的“责任”。
前路，需要更清醒的头脑，更坚韧的神经，以及或许，一些超越技术范畴的智慧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