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隆五年元月，长安相国府的议事厅内，董琰身着紫色相国朝服，正对着案上的《天下州郡治理册》沉思。册页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各州均田的推行进度——益州“公田授耕”覆盖八成，中原“均田微调”惠及十万户，荆楚“士族迁洛”已完成七成，每一笔都透着大汉逐步走向安定的痕迹。
作为大汉现任相国，董琰的执政生涯，始终与“守中枢、安天下”紧密相连。他非军事奇才，却以出色的政治能力，为董牧的西征、新政的推行筑牢了后方；他曾怀揣“还政献帝”的初心，却在乱世的磨砺中，成为支撑董氏兄弟统一大业的核心支柱。
只是此刻，面对洛阳传来的“乱兵押解赴长安”的消息，他眼中的沉稳，正悄然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负。
董琰的仕途，始于灵帝时期的黄门侍郎——彼时董卓尚未乱政，大汉虽有内忧，却仍保有帝国的骨架，洛阳宫城的威严、各州郡的贡赋、禁军的肃整，都让年少的他深植“大汉当兴”的信念。
后来董卓入京，他屡次劝说“辅汉而非乱汉”，虽未被采纳，却也在朝堂之上为自己赢得了“忠直”之名。
董卓迁都长安后，董琰逐步接手其权势，一度欲将权力交还献帝——那时他仍信“皇权能安天下”，直到袁绍、曹操等诸侯割据，战火蔓延，他才认清“大汉已失统御之基”。恰逢弟弟董牧深耕凉州，以“均田养民、府兵强军”站稳脚跟，董琰认识到天下大乱，更知“金角银边草肚皮”：董牧守凉州、拓西域，自己则在中枢协调诸侯，逐步清剿中原割据势力，兄弟二人一外一内，默契配合。
这十余年间，董琰的长项发挥得淋漓尽致：
推新政时，他协调朝廷百官制定《均田律》《府兵制章程》，说服各州郡地方官试点推行，化解士族初期的抵触；
董牧西征时，他调度各州粮草，确保西境大军无后顾之忧，同时安抚后方流民，将“公田授耕”从凉州推广到巴蜀；
统一战争中，他以中枢名义调动各州兵力，配合董牧，先后平定曹操、袁绍等割据势力，让大汉逐步重归一统。
唯独军事，是他的短板——他从未领兵打仗，对战场的权谋、兵力的虚实缺乏敏感度。好在董牧善战、张辽等将领忠诚，他只需做好“后勤官”“协调者”，便可支撑大局。也正因如此，当面对与曹操的“朝局对峙”时，他本能地将其归为“朝廷斗争”，而非“军事叛乱”——这是他最擅长的领域，也是他自信“胜券在握”的根源。
此时，属官递上洛阳传来的奏报——曹操称“洛阳驻军哗变，已擒获五百乱兵，现派曹丕率一万兵押解赴长安，交相国处置”。董琰看完，嘴角勾起一抹浅笑：“曹操果然还是怕了，知道用‘押解乱兵’来表忠心。他以为换些老弱驻军，我便会疑他？如今主动将乱兵送来，倒省了我派人去查。”
属官提醒：“相国，曹丕带一万兵来长安，会不会有诈？毕竟第一批三万驻军是精锐，此次押解乱兵，未必全是‘护送’。”董琰却摇头：“长安现有两万精锐守军，城墙又已加固，曹丕就算带一万兵，也翻不了天。曹操若真有反心，绝不会如此‘示弱’——他这是在求我放心，毕竟士族迁洛还需他主持。”
他的自信，源于对“朝局斗争”的掌控感——过往与士族的周旋中，他总能以“中枢权威”压制对方：迁士族入洛，靠的是“新政利诱和官府施压”；推均田制，靠的是“百姓支持和律法约束”，每一次都以士族妥协告终。在他看来，曹操虽掌洛阳兵权，却仍需“借中枢之名”行事，只要自己稳住长安，掌控献帝，曹操便不敢轻举妄动。
不久，刘晔急匆匆走进议事厅，手中拿着哨探传回的密报：“相国！洛阳东门外的码头，近来多了不少‘荆楚商队’，实则是蒯氏、蔡氏的私兵，已有五千余人；且曹操的三万精锐，近日频繁操练，似在准备西进——这绝非‘押解乱兵’那么简单！”
董琰接过密报，扫了一眼，却并未放在心上：“子扬过虑了。荆楚士族迁洛，带些私兵护商也正常；曹操操练精锐，不过是为了震慑洛阳的不安分士族。他若真要反，何必等到现在？此前我换了五万老弱驻军，他若有异动，早该在洛阳发难，而非派夏侯渊来长安‘表忠心’。”
刘晔急道：“相国！曹操此人，向来‘伏低做小藏野心’，当年他迎献帝至寿春，也是先示好刘备，再逐步压制！如今他笼络士族、集结私兵、操练精锐，若曹丕的一万兵是‘先头部队’，等靠近长安发难，再联合洛阳的大军西进，咱们就被动了！”
“子扬，你还是不懂朝局。”董琰打断他，语气带着几分自负，“曹操的根基不在士族，且天下士族的家眷多已迁洛，他若反，士族第一个不答应——他们怕我迁怒，更怕董牧回师清算。我与士族周旋多年，这点把握还是有的。”
刘晔看着董琰笃定的神色，心中满是无奈。他深知董琰的能力——协调中枢、推行新政，无人能及；但也清楚他的局限——过于相信“朝局规则”，却忽略了乱世中“兵权高于一切”，更看不清曹操“以退为进”的阴谋。
“相国，您还记得王莽吗？”刘晔沉默良久……深思熟虑后突然开口。董琰一愣：“王莽篡汉，与我何干？”
刘晔道：“王莽当年，也是以‘贤能’闻名，辅政时推行‘王田制’，试图缓解土地兼并，深得民心；他也擅长协调朝局，让百官信服，甚至一度让百姓觉得‘他能安天下’。可他错在‘过于自信’——以为靠‘朝局手段’便能掌控一切，却低估了地方豪强的兵权，最终被先祖刘秀的义军推翻。”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如今的您，与王莽何其相似？您推行均田、府兵，是为大汉好；您协调中枢、安抚士族，也是为大汉好。可您忘了，曹操不是士族是军阀！他掌着洛阳的兵权，若加上士族私兵和外族相助，后果不堪设想；您也不是王莽，因为您有董公的大军做后盾——但前提是，您得及时察觉危机，守住长安，等董公回师！”
董琰的脸色沉了下来：“子扬，你这话太过了！我推行新政，是为了终结乱世，而非篡汉；曹操虽掌兵权，却也翻不了天。你不必再劝，我自有安排。”
刘晔见董琰不听，只能躬身告退。走出相国府，他望着长安的城墙，心中满是忧虑：董琰的自负，已让他看不见洛阳的危机；曹操的伏低，正一步步麻痹他的警惕。若曹丕带着一万兵真的发难，若洛阳的大军随后西进，长安即便有两万精锐，也恐难支撑——毕竟，董牧的西境大军，还远在千里之外。
此时的董琰，仍在议事厅内翻阅着《天下州郡治理册》。他看着凉州、中原的治理成果，想着等曹操押解乱兵到长安，再顺势削去他的兵权，彻底稳住洛阳；想着等董牧平定西境回师，便可将“公田授耕”推向天下，让大汉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他从未想过，自己擅长的“朝局斗争”，在曹操的“军事阴谋”面前，竟如此脆弱；他更未察觉，刘晔口中的“王莽之鉴”，已悄然在长安的上空，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洛阳方向，曹丕的一万兵即将踏上赴长安的路途；长安城内，董琰的自负与大意，正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叛乱，敞开了一道无形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