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27日，肖向东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厅里，握着一本深蓝色封皮的护照，感觉像握着一块烫手的铁。护照是五天前加急办下来的，签证页上盖着美利坚合众国的章，商务考察类别，有效期三十天。
“出国考察团”一共九个人：领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成员包括外贸部、科委、计委的几位司局级干部，两位大学经济学教授，还有肖向东——作为中心特约研究员中“最懂技术”的成员。
这次行程来得突然。十天前，中心主任找他谈话：“有个赴美考察的机会，主要看硅谷和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顺便接触美国的技术转移机制。团里需要一个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人，我推荐了你。”
肖向东当时愣住：“我？出国？”
“对。护照签证中心统一办，你准备一下材料。”主任顿了顿，“但有个问题——机委的郑卫国同志有不同意见，说你在接受调查期间，不适合出国。”
“调查？什么调查？”
“就是你那个北斗科技，还有深圳的朋友。”主任说得很直接，“郑卫国写了材料，说你有‘经济问题嫌疑’。虽然查无实据，但毕竟是个话柄。”
“那”
“所以我跟上面说了，这次考察是工作，不是旅游。”主任看着他，“你以中心特约研究员身份去，任务是写技术考察报告。报告写得好，调查的事自然就淡了。”
这是交易，也是机会。肖向东明白。
一周后，出国的批文下来了，但附加条件：考察期间每天要向领队汇报，回国后三日内提交详细报告。
此刻，在候机厅里，肖向东看着手中的护照，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国门”这个词的含义。九年前穿越而来时，中国刚结束十年封闭；九年后，他要踏出国门，去看那个在报纸上被反复描述、在争论中被反复引用的“西方”。
“小肖，紧张？”领队王副主任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
“有点。”
“正常。我第一次出国也这样。”王副主任笑了，“不过这次去的地方，你会感兴趣的——硅谷，全世界技术创新的心脏。”
飞机是泛美航空的波音747，从北京经停东京，飞往旧金山。起飞时，肖向东透过舷窗看着渐渐变小的北京城，想起1976年刚穿越时看到的那些灰扑扑的平房和狭窄的街道。十年了，变化很大，但比起即将看到的世界，差距依然明显。
飞行途中，他翻看考察团准备的资料：硅谷简史、主要科技公司介绍、美国技术转移政策。资料是英文的，有些地方翻译得生硬，但足以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图景——一个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政府、大学、企业、资本紧密合作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王副主任坐到他旁边，“不是单纯引进设备，是学习这套机制。”
“但国情不同”
“所以要消化吸收。”王副主任说，“就像你提的技术引进一样，不能照搬，要改造。”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肖向东的第一感觉是——亮。不是阳光的亮度，是色彩的亮度：机场的标识牌是鲜亮的蓝色，广告牌是各种鲜艳的颜色，人们的穿着也五颜六色。对比之下，北京首都机场显得灰蒙蒙的。
接机的是美方安排的华人翻译，姓陈，六十年代从台湾来美留学，后来留在硅谷工作。
“欢迎来到加州。”陈先生用流利的中文说，“明天行程是参观斯坦福大学和工业园，后天去英特尔，大后天去苹果公司。”
考察团下榻的酒店在帕罗奥图，离斯坦福大学很近。晚上，肖向东一个人走到酒店附近的街道上。1986年的硅谷还没有后来的高楼林立，大部分是两三层的建筑，但街道干净，绿化很好，路灯明亮。他看到一家电子产品商店还开着门，走进去。
店里摆着各种他在国内只在杂志上见过的设备：ib个人电脑、苹果actosh、康柏便携式电脑，还有琳琅满目的软件、打印机、调制解调器。价格牌上的数字让他心惊——一台ib pc要两千美元，相当于一个中国工人二十年的工资。
“需要帮忙吗？”店员是个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
“我只是看看。”肖向东用英语说。他的英语在大学时学过，这些年没丢，带着口音但能交流。
“你是日本人？韩国人？”
“中国人。”
“中国？”店员眼睛亮了，“我听说过中国，长城，熊猫。你们也有电脑吗？”
这个问题很天真，但很刺痛。“有一些，不多。”
他走出商店，站在夜晚的街道上。远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塔亮着灯，像一座灯塔。而此刻在中国，清华计算中心那几台需要汉化的微型计算机，还是稀罕物。
差距不是数字能描述的，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某种东西——对技术的狂热，对创新的信仰，对未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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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参观斯坦福大学。负责接待的是工学院的一位华裔教授，姓李。
“斯坦福的秘诀很简单。”李教授在校园里边走边说，“1951年，特曼教授提出了‘工业园区’的概念，把学校的土地租给高科技公司，让教授和学生参与企业研发。结果你们看到了——惠普、瓦里安、后来的英特尔、苹果，都从这里起步。”
肖向东仔细听着，快速记录。大学与企业的关系、技术专利的归属、风险投资的作用这些概念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在这里已经运转了三十年。
“最关键的是人才流动。”李教授说，“教授可以兼职创业，学生可以去企业工作，企业高管可以回学校教书。知识和经验在不断循环。”
下午参观斯坦福工业园。在一家做图形工作站的小公司里，肖向东看到了一台设备——彩色显示器上正在运行cad软件，设计者用鼠标拖拽三维模型，实时旋转、缩放、修改。
“这是最新的sun工作站。”公司创始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穿着格子衬衫，“我们比ib灵活，比苹果专业。去年刚成立，今年销售额已经五百万美元。”
五百万美元。肖向东想起李卫国在深圳的工厂，辛苦一年创汇几十万港币，已经算不错了。而这里，几个年轻人，一两年时间。
“资金从哪里来？”他问。
“风险投资。”创始人说得很自然，“我们写了个商业计划书，找了几个投资人，拿到五十万美元启动资金。现在产品做出来了，第二轮融资正在谈。”
商业计划书、风险投资、几轮融资这些词汇在肖向东听来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晚上回到酒店，肖向东在笔记本上写下：
“差距不仅是技术，是整个生态系统：大学、企业、资本、政府的互动机制。我们的大学在围墙内，企业在计划内，资本在银行里，各自为政。”
接下来的几天，参观英特尔和苹果公司，冲击更大。
在英特尔的芯片制造车间（只能隔着玻璃看），肖向东看到了真正的“微电子革命”——光刻机在硅片上刻出比头发丝细百倍的电路，自动化的生产线，无尘的环境。陪同的技术人员说：“这条线生产的286处理器，运算速度是你们国内常用z80的十倍。”
十倍。而286在国际上已经不算最先进了，386正在研发中。
在苹果公司，市场部经理展示了即将发布的actosh ii电脑——彩色显示，图形界面，鼠标操作。他说：“个人电脑的未来是让每个人都能用，不需要懂技术。”
这让肖向东想起陈思北的汉字传呼机。他们还在为让机器显示汉字而奋斗，这边已经在谈“让技术隐形”。
考察的第五天，自由活动时间。肖向东请陈先生带他去了一趟“计算机园地”——硅谷最早的电脑零售店之一。店里挤满了各种人：程序员在讨论代码，学生在看游戏，创业者物色设备。
肖向东在软件区驻足。。他拿起一本《c语言编程指南》，翻看目录。
“你想学编程？”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问。
“我在中国做技术研究。”肖向东说，“想了解美国是怎么发展软件的。”
“软件？”年轻人笑了，“软件就是未来。硬件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标准化，真正的价值在软件。你看微软，成立才十年，市值已经几十亿了。”
肖向东买了那本c语言书，还有几本关于软件工程、技术管理的书。结账时，看到收银台旁边的架子上摆着《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科技评论》——这些在国内都是内部参考资料，需要特别申请才能看到。
最后一站是伯克利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学校的专利政策：教授发明的专利，学校拥有所有权，但转让收益的1/3归发明人，1/3归所在院系，1/3归学校。
“这样既保护学校利益，也激励教授创新。”负责人说，“去年我们转让了四十七项专利，收入八百多万美元。”
肖向东迅速计算：八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很多重点大学全年的经费。
参观结束前一晚，考察团在酒店开总结会。每个人都感慨良多。
“最大的感受是活力。”外贸部的同志说，“企业敢闯敢试，政府管得少。”
“关键是法治。”科委的同志说，“专利法、合同法、公司法，一套完整的规则。企业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还有教育。”一位大学教授说，“斯坦福的学生从本科就开始接触实际问题，参与真实项目。我们的学生呢？毕业了连仪器都不会用。”
轮到肖向东发言时，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看到了未来。”他说，“不是遥远的概念，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个人电脑会改变工作方式，软件会定义产业价值，网络会连接一切。而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要不要引进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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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但我也看到了危险。如果我们只是被动追赶，永远追不上。因为当我们学会286时，他们已经到586了；当我们做出汉字系统时，他们已经图形界面了。”
“那怎么办？”
“要跳跃。”肖向东说，“不能一步一步爬梯子，要找到支点跳过去。比如在软件上发力，因为软件不需要昂贵的生产线；比如在应用上创新，因为中国市场特殊，有特殊需求；比如在机制上突破，建立我们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些话在国内说，可能会被批评“好高骛远”。但在这里，在硅谷的夜晚，显得格外清醒。
1987年1月3日，考察团启程回国。飞机起飞时，肖向东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旧金山湾，心里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自卑，不是羡慕，而是一种清晰的定位。
他看到了世界的轮廓，也看到了中国的坐标。
差距很大，但方向明确。
飞机穿越太平洋时，他打开笔记本，开始起草考察报告。不再是泛泛的感想，而是具体的建议：
第一，成立国家软件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中文信息处理、行业应用软件；
第二，在大学试点技术转移办公室，让科研成果更容易走向市场；
第三，推动风险投资机制探索，允许部分社会资金进入高科技领域；
第四，组织计算机普及计划，让更多年轻人接触信息技术
写着写着，天亮了。飞机开始下降，北京的地平线出现在窗外。
肖向东合上笔记本，看着那片熟悉的土地。
出去时，他带着疑问和期待。
回来时，他带着答案和责任。
硅谷很远，但未来很近。
1987年已经到来。
而改革，必须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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