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里回来的路上，周支书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在初冬略显萧瑟的土路上颠簸得格外厉害。车轱辘碾过冻硬的土坷垃，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像在咀嚼着一嘴的冰碴子。冷风顺着领口袖口往里钻，周支书却似乎感觉不到，只是闷头蹬车，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沈知秋坐在后座上，双手拢在袖筒里，望着车辙旁迅速退去的、光秃秃的田垄和灰蒙蒙的天空，心里也是一片沉静。郑干事最后那番话，像一块石头投入深潭，激起的涟漪正在她脑海中一圈圈扩散。没有明确表态，没有否定，只是说“再想想”。这“想想”二字，蕴含了太多的可能性，也预兆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她知道，自己那番“不识抬举”的坦诚，可能堵死了一条看似光鲜的捷径，但也可能，在某个务实的领导那里，赢得一份更深层的尊重和更长远的关注。得失之间，难以计算。但至少，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为沈家守住了一份最宝贵的“实在”。
回到沈家庄，消息早已像风一样刮遍了每个角落。“县里的大官找秋丫头和周支书谈话了！”“肯定是当典型的事定了！”“啧啧，沈家这回真要飞上高枝了！”各种猜测和议论甚嚣尘上。
沈家小院再次门庭若市。有来打听消息的，有来道贺的，也有纯粹来看热闹的。李秀兰起初还沉浸在“可能要当典型”的兴奋和荣耀感中，应接不暇，脸上的笑容都有些僵硬。但看到女儿回来后平静得甚至有些凝重的神色，她那颗悬着的心又慢慢落了下来，重新变回了那个本分的农家主妇，对来打听的人，一律用“听组织的”、“不清楚”来应付。
沈建国和沈卫国父子俩，干脆扛起工具下了地，用最实在的劳作来回避这些纷扰。沈建军则一头扎进副业组，带着他的“突击生产小组”，为县供销社的那批订单做最后的冲刺。叮叮当当的劈篾声、窸窸窣窣的编织声，成了他最好的掩护和回应。
沈知秋没有刻意回避，但也绝不主动提起。她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冬季的推广工作中。堆肥坑的越冬管理、冬小麦的田间查看、明年春播的种子筛选和规划……一桩桩，一件件，具体而微，却让她感到无比踏实。只有双脚踩在泥土里，双手触摸着实实在在的作物和农具，她才能感到那种源自大地深处的、稳定的力量。
张技术员对她的态度似乎更加温和了。一次查看冬小麦苗情时，他推了推眼镜，看似随意地说：“郑干事那人，我听说过。早年也是农校毕业，后来搞了宣传。骨子里，应该还是认可实干的。你那天说的那些话，未必是坏事。”
沈知秋心中一暖，知道张技术员这是在含蓄地肯定她的选择。“谢谢张技术员。我就是觉得，庄稼人，还是得靠地里的收成说话。别的，都是虚的。”
“虚的实的，有时候也难分。”张技术员望着远处苍茫的田野，难得地多说了几句，“不过，能把地种好，让大伙儿多收粮食，这总是最实在的功德。别的，随它去吧。”
随它去吧。沈知秋咀嚼着这四个字，心里更加澄澈。
日子在表面的喧嚣和内里的沉静中，滑向1978年的深冬。一场初雪悄然而至，将黄土高原涂抹成一片单调的银白。寒风凛冽，呵气成霜，沈家庄仿佛进入了冬眠，除了必要的外出，人们大多蜷缩在自家的热炕头上，靠着储存的粮食和柴火，熬过漫长的冬季。
沈家的“典型”风波，似乎也随着这场大雪被暂时掩埋、冷却下来。县里再没有新的消息传来，郑干事也未曾再次出现。村里人的议论，也从最初的兴奋好奇，渐渐变成了“估计黄了”、“没那命”之类的叹息或幸灾乐祸。大伯家的院门始终紧闭着，只有烟囱里冒出的青烟，显示着里面有人活动，却再没有传出王翠花尖利的骂声或沈富农阴阳怪气的议论。这种反常的寂静，反而让沈知秋心中那根警惕的弦绷得更紧。
然而，就在这万籁俱寂的冬日，一些细微的、却可能预示着更大变革的迹象，开始如同冰层下的暗流，悄然涌动。
最先察觉到变化的，是经常需要往公社甚至县里跑的沈建军。为了那批县供销社的订单，他几次去县城送货、结算、联系材料。他发现，县城街道上似乎比往年冬天热闹了一些。虽然依旧是灰色的基调，但偶尔能看到一两个提着篮子、里面装着鸡蛋或活禽、神色有些警惕又有些期待的农民，在背街的巷口与人低声交谈。供销社门口排队的人似乎多了，谈论的话题也不仅仅是柴米油盐，偶尔能听到“听说南边……”、“政策好像……”之类的只言片语，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更明显的是，公社广播站的大喇叭里，除了雷打不动的革命歌曲和社论文章，最近开始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虽然农民们听得半懂不懂），比如，表扬某些地方落实农村政策、调动社员积极性的报道，语气和措辞，似乎和以前有了些微妙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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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对于绝大多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或许只是冬日里一点模糊的背景音，并不会引起太多注意。但落在沈知秋耳中，却如同惊雷！
来了！终于要来了！
她清楚地记得，前世的历史课本上，1978年12月，那个划时代的会议将在北京召开。虽然消息传到这偏远的黄土高原需要时间，但风向的转变，往往在会议正式召开前，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悄然传递。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后来深刻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口号和政策，此刻正在高层酝酿，其气息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
沈知秋的心，因为期待和激动而微微颤抖。她知道，自己等待的、真正属于她的时代机遇，正在地平线上露出第一缕曙光。之前所有的铺垫、所有的积累、所有的隐忍和坚持，都将在即将到来的洪流中，找到释放和放大价值的出口。
她开始更加留意广播里的每一句话，留心沈建军从外面带回来的每一个细微的信息，甚至开始悄悄整理自己脑海中关于未来几年关键节点和机遇的记忆。她知道，必须做好准备，在潮头真正涌起时，才能稳稳地站在上面，而不是被淹没。
与此同时，另一股潜流也在沈家庄内部悄然滋生。
一直沉寂的大伯家，终于有了新的动作。不过，这次不是王翠花的叫骂，也不是沈富农的挑衅，而是一种更加隐蔽、更加“高明”的方式。
沈富农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身半新的、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净的中山装，还不知用什么法子，竟然混进了大队组织的“冬季扫盲班”，当起了“辅导员”。扫盲班主要教些简单的识字和算术，对象是村里一些不识字的中老年社员。沈富农肚子里那点墨水有限，教不了什么高深的东西，但他态度“积极”，嘴巴也“甜”，对那些学习吃力的老社员颇有耐心，很快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扫盲班里“闲聊”。
“哎，你们听说了吗？隔壁李家坳，有人家养了好几十只长毛兔，那毛值钱着呢！说是上面有新精神，鼓励家庭副业了！”
“咱们村啊，有些人就是太保守，光知道守着那点地。看看人家，脑子活，路子广，这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嘛！”
“当然，搞副业也得讲方法，不能瞎搞。得像咱们村有些人那样，有手艺，有门路，跟上面关系也好，那才能成事……”
他这些话，看似在夸别人，在鼓励大家解放思想，但细品之下，总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最近风头正劲的沈家，尤其是沈建军和他那个接到县里订单的副业组。听在一些本就对沈家有些微词，或者单纯羡慕嫉妒的人耳中，便生出许多别样的意味：沈家是不是早就得了什么内部消息？沈建军是不是走了什么特殊门路？他们家跟公社、甚至县里到底什么关系？
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比直接的攻击更难应对，也更具煽动性。很快，关于沈家“有背景”、“走门路”、“早就知道政策要变所以才拼命折腾”的流言，开始在村里一些角落里悄悄流传。
沈建军在副业组也隐约感觉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以前对他客客气气、甚至有些巴结的个别组员，看他的眼神里多了些探究和疏离。老王头私下提醒他：“建军，最近村里有些闲话，你别往心里去。把订单保质保量完成，比啥都强。不过……也注意点，做事更周全些。”
沈建军气得够呛，回家跟妹妹抱怨：“肯定是沈富农那小子搞的鬼！自己没本事，就只会背地里嚼舌根！”
沈知秋听完，却并不十分意外。大伯家黔驴技穷，也只能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了。这种流言，在政策风向真正明朗、沈家取得更大更实在的成就之前，确实有一定杀伤力，容易动摇人心，也容易引起上面不必要的关注和审查。
“二哥，别动气。”沈知秋平静地说，“流言止于智者，更止于事实。他们现在散布这些，是因为他们慌了，怕了。怕政策真的放开，咱们家会走得更高更远，把他们甩得更远。咱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辩驳，那样正中他们下怀。咱们要做的，是更扎实地做好自己的事。你的订单，要完成得漂漂亮亮。我的推广工作，要做出更明显的成效。等咱们的成绩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等政策春风吹到每个人脸上，这些流言，自然就像太阳底下的雪，化得干干净净。”
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冷光：“而且，沈富农不是喜欢在扫盲班‘讲课’吗？那就让他讲。他讲得越多，暴露得也越多。等时机合适，或许……还能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
冬日的沈家庄，表面冰封雪盖，一片沉寂。但冰层之下，政策的暖流与旧势力的暗流，沈家向上的冲力与嫉恨者的阻力，正在激烈地碰撞、交织。
沈知秋站在自家院中，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感受着空气中那越来越清晰的、变革前夜特有的躁动与期待。
她知道，漫长的冬季即将过去。
而一个崭新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春天，正在地平线下，蓄势待发。
她和她的家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那场即将涤荡一切的、时代的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