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7日，距离高考结束已经过去六天。
沈家沟的早晨比往日更安静些——雪还在下，不大，是那种细密的、无声的雪，从铅灰色的天空缓缓飘落，覆盖了田野、屋顶、道路，也覆盖了村庄里那些隐秘的期盼与不安。
沈知秋站在灶房里，往炉膛里添了把柴火。锅里的玉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热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白雾。她盯着那跳跃的火苗，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
六天了，没有任何消息。
没有成绩的消息，也没有赵志刚进一步动作的消息。这种寂静比喧嚣更让人不安——像是暴风雨前的沉闷，又像是猎手收网前的屏息。
“秋儿，粥好了。”李秀兰走进来，手里端着个缺了口的瓷碗，“先盛一碗给你爹送去，他今儿个腰疼又犯了。”
沈知秋接过碗，盛了满满一碗稠粥，又从咸菜缸里夹了几根萝卜条。走到堂屋时，看见沈建国正坐在矮凳上，弓着背，一只手用力地按着后腰。
“爹，先吃饭。”
沈建国抬起头，脸上挤出一个笑：“不碍事，老毛病了。”
但沈知秋看见他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她放下碗，绕到父亲身后：“我给您按按。”
她的手按在沈建国僵硬的腰肌上，力道适中地揉着。这是她前世学的——那时候她颈椎不好，每周都要去做理疗，久而久之也懂了些按摩手法。
“秋儿，你这手法……”沈建国有些惊讶。
“看书学的。”沈知秋轻声说，“爹，这几天别去上工了，在家歇着。”
“那怎么行，工分……”
“工分重要还是身体重要？”沈知秋打断他，“您现在倒下，才是真的耽误工分。”
沈建国沉默了。半晌，他叹了口气：“你大伯昨天又来了。”
沈知秋的手顿了一下：“他说什么？”
“还是那些话。说你们兄妹四个白折腾，说咱家浪费钱，说……”沈建国咽了口唾沫，“说就算考上了，学费也出不起，不如早点给你说门亲事。”
“您怎么回他的？”
“我说，孩子的事，让孩子自己定。”
沈知秋心里一暖。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农民，在关键时候，终于学会了拒绝。
“爹，您做得对。”她继续按摩，“等我考上大学，有了工作，一定让您和娘过上好日子。”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沈建国转过身，粗糙的大手拍了拍女儿的手背，“考不上也没事，爹养得起你们。”
这话让沈知秋眼眶发热。前世，她从未听过父亲说这样的话——那时候她太自私，从没给过父亲说这种话的机会。
早饭后，沈家三兄弟去了大队部。虽然高考结束了，但地里的活不能停，冬季要积肥、修水利，一天都不能耽误。沈知秋留在家，帮母亲做完家务后，回到自己屋里。
她关上门，从床底下拖出那个小木箱。打开铁盒，四十七元八角三分还在。她又从箱底翻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她这几天整理出来的所有材料：试题答案、复习笔记、还有她凭着前世记忆写下的几篇重要文章。
这些文章，她准备寄给省城的报纸。
这是她的计划之一——在成绩出来前，先为自己积累一些“资本”。如果能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就能证明她的文化水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可能的“操作”。
她挑出三篇：一篇关于农村教育的思考，一篇关于科学种田的实践建议，还有一篇是散文《雪夜读书记》。每篇都用工整的钢笔字誊写在稿纸上，署名“沈知秋，s省某县农村青年”。
誊写完，她仔细检查了错别字和标点，然后用复写纸留了底。这是她在供销社买复写纸的真正目的——每一份投稿都要留底，以防被冒用或丢失。
做完这些，已经是中午。她将稿件装进三个信封，分别写上三家省级报刊的地址。下午，她要徒步去公社的邮局寄出。
刚收拾好东西，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沈知秋透过窗户看去，是二哥沈建军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秋儿，出事了。”沈建军一进屋就压低声音说。
“怎么了？”
“赵志刚今天来大队部了，说要搞什么‘冬季政治学习班’，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所有适龄青年必须参加。”沈建军咬着牙，“这不明摆着是针对咱们吗？白天上工，晚上学习，哪还有时间复习？就算成绩出来了，万一没考上，明年还得考啊！”
沈知秋眉头皱了起来。赵志刚这一手确实阴毒——打着“政治学习”的旗号，合理合法地占用他们的时间。如果反对，就是“政治觉悟不高”；如果参加，精力必然分散。
“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晚上。”
“知道了。”沈知秋点点头，“你先去吃饭，这事我来想办法。”
下午两点，雪停了。沈知秋穿上最厚的棉袄，围上母亲织的围巾，把三个信封仔细地揣进怀里，出了门。
去公社的路比前几天好走了些——积雪被来往的行人踩实了，变成硬邦邦的冰面。她走得很小心，但还是摔了一跤，手掌撑在冰面上，擦破了皮。
她爬起来，拍掉身上的雪，继续走。这点疼算什么，比起前世商场上那些明枪暗箭，这根本不算什么。
走到公社时，已经快三点了。邮局在一个偏僻的小院里，只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邮递员正趴在桌上打盹。
“同志，寄信。”
老邮递员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平信还是挂号？”
“挂号。”沈知秋说。挂号信有回执，能证明信件确实寄出了。
老邮递员称了重量，算了邮费：“三封信，一共一块二毛。”
沈知秋数出钱，看着老邮递员在信封上盖上邮戳，然后递给她三张回执单。她把回执单仔细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
从邮局出来，她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拐进了公社大院。她要去教育局看看——虽然知道成绩不可能这么快出来，但她想探探口风。
教育局的门关着，但窗户里透出灯光。她敲了敲门。
“进来。”
推开门，郑局长不在，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正埋头整理文件。
“同志，请问……”
年轻人抬起头，看见沈知秋，愣了一下：“你是……沈家沟的沈知秋？”
“您认识我？”
“郑局长交代过，说你要来问成绩的话，让我告诉你——最早也要到月底。”年轻人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不过这里有份通知，你或许感兴趣。”
沈知秋接过文件，是一份油印的《关于做好1977年高校招生政审工作的通知》。她快速浏览，目光停留在第三段：
“……对考生政治表现的评价，应主要依据其在当地的实际表现，听取群众意见，由所在生产队、大队出具证明……”
她心里一沉。政审证明，这是她最担心的环节之一。如果赵志刚在大队层面卡住，说她“政治表现不好”，那就算考了满分也没用。
“同志，这份文件能给我一份吗？”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按规定不能外传……不过，我给你抄一份要点吧。”
他从桌上撕了张便签纸，快速写了几行字，递给沈知秋：“拿好，别让人看见。”
沈知秋接过纸条，道了谢，匆匆离开。
走在回村的路上，她脑子里飞速分析着形势。政审的关键在生产队和大队两级证明。生产队队长王老栓为人正直，应该不会为难她。但大队这一关……
赵志刚的父亲是公社副书记，赵志刚本人是大队副书记，完全有能力影响大队的政审意见。
“必须想办法绕过大队。”她低声自语。
雪又下起来了。沈知秋加快脚步，脑子里同时规划着几个方案：第一，争取生产队王队长的支持；第二，如果大队卡住，直接向公社申诉；第三，同时争取郑局长的帮助；第四……
她想起了一个人——顾怀远。
虽然不知道他的具体背景，但从他能弄到稀缺复习资料、能在省城帮忙看情况来看，肯定不是普通人。也许，他能在政审环节帮上忙？
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她否定了。政审是严肃的政治程序，外人很难介入。而且她不想欠顾怀远太多人情——至少在关系不明朗之前。
回到沈家沟时，天已经黑了。村口的老槐树下站着几个人，影影绰绰的，正在说话。沈知秋走近些，听出是沈建业的声音。
“……要我说，老沈家就是心太高。泥腿子想变凤凰，哪有那么容易？”
“可不是嘛，四个都去考，当大学是咱们村小学呢？”
“考不上还好，万一真考上一个两个，那尾巴不得翘到天上去？”
哄笑声响起。
沈知秋没有停下脚步，径直从他们身边走过。沈建业看见她，故意提高音量：“哟，这不是咱们村的女状元吗？这么晚才回来，去哪儿高就了？”
“去公社寄信。”沈知秋平静地说。
“寄信？给谁寄信啊？”
“给报社投稿。”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愣住了。给报社投稿？一个农村丫头？
沈建业干笑两声：“投稿？投什么稿？你会写文章？”
“试试。”沈知秋说完，不再理他，继续往家走。
她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在背上。但她走得很稳，一步一个脚印，在雪地上踩出深深的痕迹。
回到家，屋里点着煤油灯。李秀兰正在纳鞋底，沈建国在修补一个箩筐。三个哥哥还没回来——想必是被“政治学习班”的事拖住了。
“秋儿，吃饭了吗？”李秀兰放下手里的活。
“在公社吃过了。”沈知秋撒了个谎。她其实没吃，但不想让母亲再忙活。
她在桌边坐下，拿出那张便签纸，在灯下仔细看。政审的流程、需要准备的材料、各环节的时间节点……她一一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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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儿，你大伯今天下午又来了。”李秀兰忽然说。
沈知秋抬起头：“他又想干什么？”
“没说什么，就坐了一会儿。”李秀兰叹了口气，“但他那眼神……让人心里发毛。好像在看咱们家笑话，又好像在算计什么。”
沈知秋握住母亲的手：“娘，别怕。咱们行的端坐的正，不怕他算计。”
话虽这么说，但她心里清楚，沈建业这种人，明的暗的手段都会用。必须提前防备。
晚上八点，三个哥哥才回来。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沈建设的嘴唇都紫了。
“怎么这么晚？”沈知秋赶紧给他们倒热水。
“赵志刚那王八蛋！”沈建军喝了口水，恨恨地说，“今晚就开始‘学习班’了，就在大队部，生了个小炉子根本不顶用，冻得人直哆嗦。他还让我们每个人都发言，谈‘对高考的认识’。”
“你们怎么说的？”沈知秋问。
“还能怎么说？”沈卫国苦笑，“只能说高考是国家的好政策，要感谢党感谢国家。但赵志刚不满意，非要我们具体说‘个人该怎么正确对待’。”
沈建设插话：“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些农村青年要‘扎根农村’，别老想着‘跳龙门’。”
沈知秋眼神冷了。果然，赵志刚不仅要占用他们的时间，还要在思想上施压。
“明天还去吗？”她问。
“不去不行。”沈建军说，“他说了，这是‘政治任务’，缺席的要扣工分，还要写检查。”
工分是农民的命根子。赵志刚这一手，掐住了所有人的软肋。
沈知秋沉默了。她在想对策。硬抗不行，赵志刚手上有权力；顺从也不行，时间和精力耗不起。必须找一个折中的办法……
“我有主意了。”她忽然说。
三个哥哥都看向她。
“明天晚上，你们照常去。但去了之后，不跟他辩论，不跟他冲突。”沈知秋说，“他让你们发言，你们就发言，但发言内容要变一变。”
“怎么变？”
“不谈高考，谈农业。”沈知秋眼睛亮起来，“谈怎么科学种田，谈怎么提高产量，谈怎么建设新农村。这些都是‘政治学习’的内容，他挑不出毛病。而且……”
她顿了顿：“而且你们可以趁机把咱们家这几个月做的那些事——改良种植方法、科学施肥、合理轮作——都讲出来。这不是炫耀，这是‘分享经验’，是‘互相学习’。”
沈建军眼睛一亮：“对啊！他总不能不让咱们谈农业生产吧？”
“不但要谈，还要谈得深入，谈得时间长。”沈知秋继续说，“这样一来，既占用了‘学习班’的时间，又不会被他抓住把柄。甚至，如果讲得好，还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
沈建设拍了下大腿：“妙啊！秋儿，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沈知秋笑了笑，没说话。这不过是前世商业谈判中常见的技巧——当对方设下陷阱时，不直接踩进去，而是把陷阱改造成自己的舞台。
“还有，”她补充道，“明天你们去之前，把咱们家那些农业技术笔记带上。发言时不用稿子，但偶尔可以翻翻笔记，显得认真准备过。”
“好！”
这一夜，沈家兄妹睡得很踏实——因为他们找到了应对之策。但沈知秋却辗转难眠。
她在想更远的事。
政审、可能的刁难、学费问题、家人后续的发展……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提前布局。而她现在能动用的资源太少了，少得可怜。
窗外，雪还在下。沈知秋坐起身，披上棉袄，点亮油灯。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小铁盒，打开，数了一遍里面的钱。
四十七元八角三分。
如果考上大学，这些钱够第一学期的学费和部分生活费。但之后呢？三个哥哥如果也考上，学费从哪里来？
她想起前世，自己上大学的学费是赵志刚家“借”的——名义上是借，实际上是卖身契。这一世，绝不能再走这条路。
“得想办法赚钱。”她低声自语。
但在这个年代，赚钱的渠道太少了。做小生意要担“投机倒把”的风险，写稿子稿费微薄且不稳定，打零工挣不了几个钱……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邮票。
前世她听收藏界的朋友说过，1978年发行的第一轮生肖猴票，后来价值翻了千万倍。但猴票是1980年才发行的，现在还没影。
不过，1978年确实有一套重要的邮票要发行——全国科学大会纪念邮票。
她隐约记得，这套邮票发行量不大，设计精美，后来在收藏市场也很受追捧。如果能提前收集一批……
但这个念头很快被她压下了。一来她没钱大量收购，二来现在离邮票发行还有几个月，远水解不了近渴。
“一步一步来吧。”她对自己说。
第二天，沈知秋起了个大早。她要去拜访生产队队长王老栓。
王老栓家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沈知秋到的时候，王老栓正蹲在院子里修锄头。
“王队长。”
王老栓抬起头，看见沈知秋，有些意外：“知秋啊，这么早，有事？”
“想请您帮个忙。”沈知秋开门见山，“关于高考政审的事。”
王老栓放下锄头，站起来：“进屋说。”
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很整齐。王老栓的妻子端来两碗热水，就出去忙活了。
“政审的事，我听说过。”王老栓点了一袋旱烟，“队里这边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写最好的评语。你们兄妹几个，都是好样的。”
“谢谢王队长。”沈知秋说，“但大队那边……”
王老栓吸了口烟，眉头皱起来：“赵志刚那边，确实不好办。他那人，心眼小，记仇。你们这次没给他面子，他肯定记着呢。”
“那您觉得，大队书记那边会怎么说？”
“张书记人正派，但……”王老栓摇摇头，“张书记明年就要退休了，现在队里的事，大多是赵志刚在管。就算张书记想说好话，也得看赵志刚的脸色。”
沈知秋心里一沉。情况比她想的还糟。
“不过，”王老栓忽然压低声音，“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沈知秋抬起头。
“政审证明最后要报到公社。如果大队这一关过不了，你可以直接向公社反映。”王老栓说，“公社郑局长不是挺赏识你吗？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也许能绕过大队。”
沈知秋点头。这和她想的差不多。
“但这样做风险大。”王老栓又说，“等于公开和赵志刚撕破脸。你以后还要在村里生活……”
“王队长，如果考上大学，我就不在村里生活了。”沈知秋平静地说，“我哥哥们如果考上，也一样。”
王老栓愣了下，随即笑了：“你看我，老糊涂了。对，对，考上大学就是国家的人了，不用看村里这些人的脸色。”
他又吸了口烟：“这样，你先按正常程序走。如果赵志刚真敢在政审上使绊子，你就来找我。我虽然只是个生产队长，但在公社也认识几个人，能帮你说上话。”
“太谢谢您了。”
从王老栓家出来，沈知秋心里踏实了些。至少在生产队这一关，她是安全的。
接下来几天，日子过得平淡而紧绷。白天，沈家兄妹照常上工；晚上，沈家三兄弟去参加“政治学习班”，按照沈知秋教的方法，大谈特谈农业技术，把学习班变成了农业知识讲座，气得赵志刚脸都绿了，又挑不出毛病。
沈知秋则在家整理各种材料。她把家人这些年的表现——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帮助困难户、学习科学知识——都整理成文字，还找了几个邻居做证明人。
这些都是为政审准备的“弹药”。
时间一天天过去，雪下下停停，1977年走到了最后几天。12月28日，沈知秋再次去了公社。
这一次，教育局门口贴出了一张通知：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定于1978年1月5日在各县公布。考生可于当日上午九点后，到各县指定地点查看成绩。”
沈知秋站在通知前，看了很久。
1月5日，还有八天。
这八天，将是最后的等待，也是暗流最汹涌的时候。
她转过身，准备回家。刚走出公社大院，就看见赵志刚从对面走来，身边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公社的吴干事，另一个她不认识，但看穿着像是县里来的干部。
赵志刚看见她，眼睛眯了起来。
“沈知秋同志，又来了？”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讽刺，“这么关心成绩啊？”
“来看看通知。”沈知秋平静地说。
“放心，成绩肯定会公布的。”赵志刚走近几步，压低声音，“不过我得提醒你，成绩好不代表就能上大学。政审、体检、推荐……环节多着呢。”
“谢谢赵书记提醒。”沈知秋说，“我会认真准备每一个环节。”
“那就好。”赵志刚笑了笑，但那笑容里没有一点温度，“我也希望你们都能考上，毕竟，都是咱们公社的人才嘛。”
他说完，带着人走了。沈知秋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手指在口袋里慢慢握紧。
她知道，最后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回村的路上，天空又飘起了雪花。沈知秋走得很慢，脑子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过了一遍。最好的情况，最好的应对；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打算。
走到村口时，她看见一个身影站在老槐树下——是苏晓梅。
“知秋姐！”苏晓梅跑过来，脸上带着焦急，“我等你半天了。”
“怎么了？”
“我姑姑让我告诉你，”苏晓梅压低声音，“她在上海听到消息，说有些地方……有人在成绩上做手脚。让你一定要小心，成绩出来后要第一时间去核对。”
沈知秋心里一凛：“你姑姑还说什么？”
“她说，如果有问题，可以给她写信。她在上海认识一些人，也许能帮忙。”
“谢谢你，晓梅。”沈知秋握住她的手，“也替我谢谢你姑姑。”
“知秋姐，你一定要考上啊。”苏晓梅眼睛亮晶晶的，“你考上了，咱们村的女孩子就有榜样了。”
沈知秋点点头。她不仅要为自己考，也要为像苏晓梅这样的农村女孩考——要让她们知道，命运可以改变，未来可以争取。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沈知秋把苏晓梅的话告诉家人，大家的心情都沉重起来。
“这个赵志刚，真不是东西！”沈建军恨恨地说。
“现在骂没用。”沈知秋说，“我们要做好准备。1月5号，我提前一天去县城，守在教育局门口。成绩一公布，我第一个看。”
“我陪你去。”沈建设说。
“不，我一个人去。”沈知秋摇头，“人多反而显眼。你们在家等消息，如果顺利，我当天就回来。如果不顺利……”
她没说完，但大家都明白。
这一夜，沈家没有人睡好。油灯亮到很晚，每个人都在想心事，每个人都在祈祷。
窗外，雪越下越大。1977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
而沈知秋知道，属于她的新时代，也要到来了——只要她能跨过眼前这道坎。
她坐在窗边，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心里默默计算着日子。
八天。
还有八天，一切将见分晓。
她握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
这一次，她不会再让任何人，夺走属于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