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清晨五点半，沈知秋和沈建军背着沉甸甸的麻袋，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麻袋里装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沈家未来的希望。沈建军背的那个尤其重，里面主要是手套和围巾，估摸有四十多斤。沈知秋背的轻些，是小商品和晴纶围巾，但也有二十多斤。
绿皮火车晃晃悠悠地行驶在冬日的原野上。车厢里比来的时候更拥挤，年关将近，回家过年的人多了起来。
兄妹俩没抢到座位，只好把麻袋放在过道里，人坐在麻袋上。这样虽然不舒服，但能看着货，安心。
“知秋，你睡会儿吧，我看着。”沈建军说。妹妹这两天明显瘦了，眼圈泛着青黑。
“我不困。”沈知秋摇摇头，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趁着现在思路清晰，我把代销协议再完善一下。”
她翻开笔记本，上面已经写满了字。除了代销协议，还有这次省城之行的总结、市场分析、未来计划等等。
沈建军凑过来看，指着一段问：“这个‘差异化定价’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同的地方卖不同的价格。”沈知秋解释，“比如在县城，围巾可以卖两块二；在公社，卖两块；在村里，卖一块八。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来定。”
沈建军恍然大悟：“我懂了！就像咱们的炒货，在公社卖一块，让代销的人去村里卖九毛，是一个道理。”
“对。”沈知秋笑了，“二哥你很有悟性。”
火车哐当哐当地行进，窗外的景色从城市渐渐变成乡村。沈知秋一边修改协议，一边思考着接下来的步骤。
首先，要快速把货变成钱。年关是销售旺季，不能错过。
其次，要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不能只靠自己和家人摆摊，要发展代销网络。
第三，要回笼资金，准备下一次进货。如果这次成功，正月十五前她可能还要去一趟省城。
下午两点，火车抵达县城。兄妹俩背着麻袋下了车，又挤上回公社的汽车。
汽车更挤，麻袋差点没地方放。好不容易到了公社，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直接回家？”沈建军问。
“不，先去趟供销社。”沈知秋说，“找张采购员。”
公社供销社还没下班，但顾客不多。年底了，该买年货的早买完了。
张采购员正在柜台后整理账本，看见沈知秋兄妹，有些惊讶：“哟，是你们啊！从省城回来了？”
“刚回来。”沈知秋笑着说，“张叔，给您带了好东西。”
她从麻袋里掏出一条晴纶围巾，红色的，在供销社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鲜艳。
张采购员接过围巾，摸了摸，眼睛亮了：“这质地是广州货？”
“张叔好眼力。”沈知秋点头，“晴纶的，轻便保暖，颜色正。”
“好东西啊！”张采购员爱不释手，“现在这种货紧俏得很，省城都抢不到。你们从哪儿弄的？”
“托了点关系。”沈知秋含糊带过，“张叔，您看这货，供销社要不要？”
张采购员沉吟着：“要倒是想要，但是价格呢？”
“批发价两块三，您零售可以卖两块八到三块。”沈知秋报出价格。
“两块三”张采购员算了一下，“利润空间是有，但我们供销社进货要走流程，还得领导批。年前怕是来不及了。”
沈知秋早有预料。供销社体制僵化，效率低，这也是为什么个体经济能崛起的原因。
“那这样，张叔，我们先把货放您这儿代销。”她拿出准备好的代销协议，“您卖出去一条，我们给您两毛钱提成。卖不出去，货还是我们的，您没风险。”
张采购员接过协议看了看，条款清晰，条件合理。
“十条都要？”
“先放五条试试水。”沈知秋说，“如果好卖，我们再谈合作。”
张采购员想了想，点头：“成！就冲你们这围巾的质量，我估摸着能卖出去。放这儿吧，我尽力推销。”
沈知秋从麻袋里拿出五条晴纶围巾，三条鲜艳的，两条素色的。又拿出一条普通围巾：“张叔，这条送给您，感谢您一直照顾我们生意。”
“这怎么好意思”张采购员推辞。
“应该的。以后还要多仰仗您呢。”
从供销社出来，沈建军忍不住问：“知秋，为啥只放五条？十条全放那儿不是卖得更快？”
“两个原因。”沈知秋解释，“第一，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二，咱们自己也要留点货，看看市场反应。如果供销社卖得好，咱们手里的货可以涨价；如果卖得不好，咱们可以降价处理，灵活调整。”
沈建军佩服地点头。
兄妹俩背着剩下的货往家走。天色渐暗，远处的沈家沟升起袅袅炊烟。
快到家时，沈建军忽然停下脚步：“知秋，你看！”
沈家院门口，站着两个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沈建国和李秀兰。
“爸！妈！”沈建军快步跑过去。
李秀兰迎上来，眼睛在兄妹俩身上来回打量：“可算回来了！累坏了吧？快进屋，饭都做好了。”
沈建国接过沈建军肩上的麻袋，掂了掂：“这么沉？都进的什么货？”
“进屋说。”沈知秋笑着。
堂屋里，煤油灯已经点亮。桌上摆着热腾腾的饭菜：白菜炖粉条，玉米面饼子，还有一小盘炒鸡蛋——显然是特意加的菜。
铁蛋和小花扑过来：“小姑！二叔！你们从省城带糖回来了吗？”
“带了带了。”沈知秋从挎包里掏出一包水果糖，这是在省城火车站买的，花了一毛钱，“一人两颗，不能多吃，会蛀牙。”
两个孩子欢呼着接过糖。
一家人围坐吃饭，沈知秋和沈建军一边吃一边讲省城见闻。
“省城楼可高了，有四层呢！”
“街上还有公交车，嘟嘟嘟地跑。”
“自由市场可热闹了，卖啥的都有”
沈建国和李秀兰听着，时而惊叹，时而担忧。
吃完饭，沈知秋把麻袋打开，将货物一件件拿出来。
“这是上海拉毛围巾，这是省产手套，这是广州晴纶围巾这是小商品。”
二十条围巾、三十五副手套、五条晴纶围巾、还有一堆小商品，在桌上堆成小山。
李秀兰摸着晴纶围巾，惊叹道：“这料子真软和，颜色也鲜亮。这得多少钱一条？”
“批发价两块二，准备卖两块八。”沈知秋说。
“两块八？！”李秀兰手一抖，“这么贵！有人买吗？”
“试试看。”沈知秋说，“妈，您明天戴上这条红的去赶集，就是活广告。”
她又拿起普通围巾：“这种便宜，一块六进的，卖两块。手套，这种带衬里的一块三，普通的八毛。小商品利润高，头绳一分钱进，卖两分；手帕一毛进，卖两毛”
沈建国抽着旱烟，仔细听着。等女儿说完，他问：“这么多货，怎么卖？”
“我计划分三步。”沈知秋拿出笔记本，“第一步，明天咱们全家去公社摆摊，重点推销围巾手套。第二步，发展代销点，让供销社、代销店帮我们卖，给他们提成。第三步，让村里人去周边村子卖，也给他们提成。”
沈建军补充道：“知秋还写了代销协议，可正规了！”
沈建国接过协议，他识字不多，但大概能看懂。看着上面清晰的条款、合理的提成，他不得不承认，女儿想得周全。
“知秋，这些都是你在书上学来的？”他忍不住问。
沈知秋顿了顿：“有些是，有些是自己琢磨的。爸，时代在变，做生意的方法也要变。以前那种偷偷摸摸的买卖做不长了，得正规化、规模化。”
正规化、规模化——这两个词对沈建国来说太陌生了。但他能感觉到，女儿说的是对的。
“行，就按你说的办。”他拍板，“明天全家出动！”
腊月二十五，公社集市。
沈家摊位上，今天不只是炒货了。沈知秋用木板搭了个简易货架，上面挂着各色围巾，摆着手套和小商品。货架前还立了块纸板，用毛笔写着：
“上海拉毛围巾，柔软保暖，两元一条”
“广州晴纶围巾，轻便鲜艳，两块八一条”
“棉线手套，五毛起”
这架势，在公社集市上算是独一份了。
很快，摊位前就围满了人。
“这围巾真好看！多少钱？”
“两块？有点贵啊”
“贵是贵点，但你看这质地，供销社都买不到。”
沈知秋亲自当售货员。她不是简单地卖货，而是在做推销。
“大姐，您皮肤白，戴这条粉色的好看。”她拿起一条围巾，帮一个年轻妇女比划，“配您这件蓝棉袄，显年轻。”
妇女对着沈知秋拿来的小镜子照了照，果然好看。
“就是太贵了”
“过年了，总要添件新东西。”沈知秋笑道，“您想啊，一条围巾能戴好几年，算下来一天才几分钱。但人精神了，心情好了，这不是钱能买到的。”
这番话打动了妇女。她咬咬牙：“行，给我包起来！”
开张了！
接下来，沈知秋如法炮制。她根据顾客的年龄、肤色、穿衣风格，推荐不同的围巾。年轻的推荐鲜艳的，年长的推荐素色的，皮肤白的推荐亮色，皮肤黑的推荐暗色。
她还推出了“搭配销售”：买一条围巾加一副手套，总价减一毛；买两条围巾，第二条减一毛五。
这些营销手段，在1978年的农村集市上，简直是降维打击。
沈建军负责卖手套，他也学着妹妹的样子，根据顾客的手型、工作性质推荐不同的手套。干活多的推荐劳保手套，讲究的推荐带衬里的。
李秀兰和沈建国负责小商品和炒货。李秀兰天生好脾气，耐心地帮妇女们挑头绳、选手帕。沈建国则默默地称瓜子、装栗子。
铁蛋和小花也没闲着，他们举着围巾在摊位附近走来走去，当活广告。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一个上午，沈家摊位人就没断过。
中午吃饭时，沈建军悄悄数了数钱，眼睛瞪得老大：“知秋，你猜上午卖了多少钱？”
“多少？”
“围巾卖了八条，手套卖了十二副，小商品卖了一堆总共四十三块六毛五！”
李秀兰手一抖，筷子差点掉地上：“多少？！”
“四十三块六毛五！”沈建军压低声音，但掩不住兴奋，“本钱才不到一百块，这一上午就回了一半！”
沈知秋却比较冷静：“下午人少，估计还能卖二十块左右。明天是腊月二十六，最后一个大集，还能冲一波。”
果然，下午虽然人少，但还是卖出去四条围巾、八副手套和一些小商品，收入十九块二。
收摊时，沈建军算总账：全天收入六十二块八毛五。扣除成本，利润约二十块。
一天二十块！这在1978年的农村，相当于一个壮劳力两个月的工分钱！
回家的路上，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
“知秋，你那条晴纶围巾卖出去了吗？”李秀兰问。
“卖出去了，而且是以三块钱卖出去的。”沈知秋笑着说，“有个在县城上班的姑娘，一眼就看中了，价都没还。”
“三块！”沈建国咂舌，“真有人舍得买。”
“舍得的人比咱们想象的多。”沈知秋说，“爸，妈，咱们的眼光要放开。不是所有人都像咱家以前那么穷。有工资的、有工作的、条件好的人家，愿意为好东西花钱。”
这话点醒了沈建国。是啊，他一直用自家的情况去衡量别人，却忘了这世上还有更宽的路、更有钱的人。
晚上，沈知秋召开家庭会议，总结第一天销售情况，部署下一步计划。
“今天虽然卖得好，但主要靠咱们自己。下一步，要发展代销网络。”
她拿出代销协议：“我打算找三家试点：公社供销社张叔那儿，已经放了五条晴纶围巾；村代销店李婶那儿；还有邻村我同学家开的杂货铺。”
“怎么谈？”沈建军问。
“我明天去谈。”沈知秋说，“二哥你继续摆摊，把剩下的货清一清。爸妈在家准备年货，也帮着卖点。”
第二天一早，沈知秋带着样品和协议出门了。
第一家，村代销店。
代销店是集体性质的，卖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店主李婶是个精明的中年妇女，跟李秀兰关系不错。
“李婶，忙着呢？”沈知秋进门打招呼。
“哟，知秋啊！听说你家在集市上卖围巾，生意可好了！”李婶满脸笑容。
“还行。”沈知秋拿出样品，“李婶，您看这围巾，放您这儿代销怎么样？您卖出去一条，我给您两毛钱提成。卖不出去，货还是我的。”
李婶摸着围巾，眼睛转了转：“两毛少了点吧？我这地方小，人来人往的，帮你卖货也得费口舌。”
沈知秋早料到她会讨价还价：“李婶，这样，如果您一个月能卖出去十条以上，第十一条开始，每条给您两毛五。而且我定期给您换新款式，保证货新鲜。”
这条件打动了李婶。代销店生意平淡，一个月多挣两三块钱也是好的。
“成！先放五条试试。”
沈知秋和李婶签了简单的协议，留下五条围巾、十副手套和一些小商品。
第二家，邻村杂货铺。
铺主是沈知秋初中同学王红兵的父亲，王大河。王家和沈家关系一般，但沈知秋记得，前世王大河是村里最早做生意的，很有头脑。
果然，王大河听完沈知秋的来意，问得很细。
“退货怎么处理？货损了算谁的？结账周期多长？”
沈知秋一一解答：“卖不出去的可以退，但得保持原样。货损如果是保管不当，您负责；如果是质量问题，我负责。十天结一次账，现金。”
王大河点头：“条件还行。不过我要的货可能比较多，你能供应上吗？”
“您要多少？”
“围巾二十条，手套三十副，小商品也要一些。”王大河说，“我不仅在自己店里卖，还可以让我家红兵去别的村卖。”
沈知秋心中一喜，这是个优质客户。
“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您供货。如果您卖得好，正月十五前我还能去省城进货，到时候有新款式。”
两人谈妥，签了协议。沈知秋留下二十条围巾、三十副手套和一批小商品，约定十天后来结账。
从王家出来，沈知秋算了一下：供销社五条晴纶围巾，村代销店五条普通围巾，王家二十条围巾，再加上昨天自家卖掉的十二条，总共四十二条围巾，已经出去三十二件。
手套出去四十二副，小商品出去一半。
照这个速度，年前就能清空库存。
下午，沈知秋回到公社集市，沈建军的摊位前依然热闹。
“知秋，你猜怎么着？”沈建军兴奋地说，“上午又有两个代销点来找我，想从咱这儿进货！”
“哪两个？”
“一个是公社中学门口的小卖部，一个是前街的裁缝铺。我都按你教的，跟他们谈了条件，让他们明天来拿货。”
沈知秋笑了。果然，一旦打开局面，机会就会接踵而来。
她帮二哥一起卖货，同时观察顾客反应。发现几个现象：一是年轻女性更愿意花钱买围巾，尤其是鲜艳的颜色；二是中年男性更看重实用，喜欢素色围巾和劳保手套；三是小商品虽然单价低，但走量大，利润可观。
晚上收摊，沈建军又数钱：“今天卖了四十八块三！加上昨天的，已经回本还有赚了！”
更让他兴奋的是，代销点的货还没结算，那些都是纯利润。
腊月二十七，沈知秋没去摆摊，而是在家整理账目，准备第二批进货计划。
沈建军带着剩下的货去了集市，李秀兰和沈建国也去帮忙。
中午时分，沈建军兴冲冲地跑回来：“知秋！货全卖完了！连样品都没留！”
“这么快？”沈知秋有些意外。
“是啊！今天人特别多，都是赶最后一个集办年货的。咱们的围巾手套成了抢手货，好几个人没买到，还问什么时候再有。”沈建军一口气说完，端起水缸喝了一大口。
沈知秋迅速计算：库存清空，代销点的货也出去了大半。现在手里有现金约一百五十元，扣除一百元本钱，净赚五十元。这还不包括代销点还没结算的货款。
“二哥，你去代销点收一下账，能收多少收多少。”沈知秋说，“我算了一下，如果代销点的货款全收回来，咱们这次能赚八十到一百块。”
沈建军眼睛瞪得老大：“一百块？！这才几天啊！”
“这就是信息差的力量。”沈知秋说，“我们知道省城有什么货，知道哪里便宜，知道哪里好卖。中间这个差价，就是利润。”
下午，沈建军去收账。供销社张叔那里卖了四条晴纶围巾，按协议该给八毛提成，但张叔大方，给了沈建军一块钱，还说剩下的那条他买了，给媳妇当年礼。
村代销店李婶卖了三条围巾、五副手套，提成九毛。
王家杂货铺卖得最好，二十条围巾卖了十八条，三十副手套卖了二十五副，还有一堆小商品。按协议该给四块六提成，王大河爽快地结了账。
中学小卖部和裁缝铺因为是昨天才拿货，还没卖完，约定正月结账。
晚上，沈家堂屋里，全家围坐在一起，沈知秋公布最终战果。
“这次省城之行，总共投入一百元。现在手里有现金一百七十二元三角，还有二十多元的货在代销点没结算。扣除本钱，净利润约九十五元。”
九十五元！
1978年，一个农村家庭一年的现金收入可能都不到一百元。而沈家，用了不到十天，就赚了九十五元！
李秀兰手捂着胸口，半天说不出话。沈建国烟袋锅里的烟都忘了抽，任由它慢慢熄灭。
铁蛋和小花虽然不懂钱的意义，但看大人们高兴，也跟着笑。
“知秋，这这是真的？”李秀兰颤声问。
“妈，真的。”沈知秋把一沓钱放在桌上，最大面值十元，最小面值一分，堆成一座小山。
沈建国拿起一张十元钞票，对着煤油灯照了照。是真的，崭新的人民币。
“爸，妈，这才刚刚开始。”沈知秋说，“等过了年，我打算再去省城。这次不止进围巾手套，还要进别的货。咱们家的生意，要越做越大。”
沈建军摩拳擦掌：“知秋，下次我跟你一起去！我现在有经验了，知道怎么谈价，怎么看货！”
“好。”沈知秋笑道，“不过在这之前，咱们得好好过个年。今年，咱们过个肥年！”
腊月二十八，沈家开始置办年货。
有了钱，底气足了。李秀兰买了五斤猪肉、两只鸡、一条鱼，还破天荒地买了三斤白糖、两斤糖果。沈建国买了红纸、鞭炮，还扯了几尺布，说要给全家做新衣裳。
沈知秋则给家里添置了些日用品：新暖水瓶、新脸盆、新毛巾。还给铁蛋和小花买了文具盒、铅笔，让他们开春上学用。
腊月二十九，沈知秋去了趟公社邮局。
通知书还没到，但她不着急。她给北京的大学写了第二封信，说明自己可能晚几天报到，同时询问入学注意事项。
从邮局出来，她遇到了郑局长。
“小沈同志！正找你呢！”郑局长满脸笑容，“你的通知书到了！刚到的，我正准备让人给你送去。”
沈知秋的心跳漏了一拍。
“到了？”
“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郑局长从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郑重地递给沈知秋。
信封是牛皮纸的，左上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红字。沈知秋接过，手微微颤抖。
她拆开信封，里面是录取通知书、入学须知、行李标签等一堆材料。通知书上写着：
“沈知秋同志：经审核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经济系学生。请于1979年3月5日至7日凭本通知书来校报到。——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落款日期是1979年1月15日。
“恭喜啊！”郑局长说，“咱们公社第一个北大学生！还是省状元！这可是大喜事！”
沈知秋看着通知书，眼眶发热。
前世，她没上过大学。虽然后来通过自学拿了文凭，但始终是遗憾。这一世，她终于能走进大学校园，系统学习知识。
“谢谢郑局长。”她真诚地说。
“谢我干啥，是你自己考上的。”郑局长笑道，“对了，你家其他人的通知书也到了，都在公社，你一块带回去吧。”
沈建国、沈建军、沈卫国的通知书都到了。沈建设的是部队特招通知，比通知书晚几天，但也到了。
沈知秋拿着四份录取通知，走在回家的路上。
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路边的积雪开始融化，露出下面褐色的土地。远处，沈家沟的炊烟袅袅升起，偶尔传来几声鞭炮响——那是心急的孩子在提前过年。
她想起前世，想起那个自私冷漠的自己，想起惨死的家人，想起孤独终老的悔恨。
而今生，一切都不同了。
家人健康，家庭和睦，生意起步，前程似锦。
走到村口，她看见沈建军正翘首以盼。
“知秋！怎么样了？”
沈知秋举起手中的信封，笑容灿烂：“到了！全到了！”
沈建军欢呼一声，跑过来抢过信封，一个个看：“大哥的！我的！三弟的！知秋你的！太好了！太好了！”
兄妹俩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家人。
堂屋里，沈建国颤抖着接过儿子们的通知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虽然有些字不认识，但那份喜悦是真切的。
李秀兰哭了，笑着哭的。她摸着通知书，像摸着稀世珍宝。
“好，好，都好我儿子闺女都有出息了”
铁蛋和小花虽然不懂，但知道是喜事，在屋里又蹦又跳。
沈知秋看着这一切，心里满满的都是温暖。
这一世，她终于守护住了家人的笑容。
晚饭，沈家做了一桌丰盛的菜：红烧肉、小鸡炖蘑菇、糖醋鱼、白菜粉条还有白米饭，管够。
沈建国破例喝了点酒，脸通红。
“今年，是咱家翻身的一年。”他举起酒杯，“要债要回来了，生意做起来了，孩子们都考上学校了我沈建国，这辈子值了！”
“爸，这才到哪儿。”沈知秋笑着说，“等将来，咱家还要盖新房，买电视机，坐小汽车。好日子在后头呢。”
“对！好日子在后头！”沈建军附和。
一家人碰杯，笑声传出屋子，飘向夜空。
夜深了，沈知秋躺在炕上，听着家人均匀的呼吸声，毫无睡意。
她拿出笔记本，借着煤油灯的光，写下新的计划：
“1979年计划：
正月十五前，二次赴省城进货，扩大品类
建立稳定代销网络，覆盖周边五个公社
三月赴京上学，同步关注北京市场
暑假考察深圳，寻找新商机
年底前，尝试服装批发业务”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
1979年，那将是怎样的一年啊。
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序幕，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人们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将喷薄而出。
而她，手握前世记忆，站在时代潮头。
这一次，她不仅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还要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留下沈家的印记。
窗外，不知谁家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辞旧迎新。
沈知秋吹灭煤油灯，在黑暗中微笑。
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而她，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