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材投入使用后的蒙学班，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机。丸夲鰰栈 免沸岳毒那些由李墨精心绘制的“情景识字图”，成了孩子们眼中最神奇的宝贝。他们围在墙边，小手指着图画，争先恐后地辨认：“这是‘纺车’！我阿娘天天摇的！”“那个是‘斗’，粮店量米的！”“看！‘钱串子’，一串一百文，我阿娘上月得了两串呢！”
徐老先生的教学方式也随之调整。他不再仅仅是领读，而是更像一位耐心的导游，领着孩子们在一幅幅生活图景中“旅行”，每到一个“景点”，便揭示一个字的奥秘，讲述一个简单的道理。教“秤”字时，他真地从家里带来了一杆小秤（戥子），让孩子们轮流掂掂不同重量的小物件，感受“轻重”，再联系到坊里领棉花、家里买米卖菜都要用秤，“公平”二字便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算术课更是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时段。当赵廪生将那些源自坊里工钱、家中米粮的题目写在沙盘边上时，孩子们的眼睛瞪得溜圆，小脑袋凑在一起，用竹棍算筹摆来弄去，嘴里念念有词：“四两纱，每两五文四五二十，阿娘得二十文！”“半斗米吃一天半一斗吃三天，半斗就是一天半！”虽然计算过程笨拙，错误百出，但那份试图弄懂自家生计的认真劲儿，让徐老先生和赵廪生既心酸又欣慰。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孩子们回家之后。
刘寡妇的儿子，那个叫栓柱的八岁男孩，下学后兴冲冲地跑回家，举着沙盘（林越允许基础好的孩子借回家练习），对他娘说：“阿娘阿娘！今天先生教了算工钱！你纺四两纱是不是得二十文？我算给你看！”他用竹棍在沙盘上笨拙地摆出“4”和“5”，然后模仿赵廪生教的“四五二十”的口诀，居然真的算对了。刘寡妇愣了片刻，眼圈一下子红了，搂着儿子喃喃道：“我儿会算账了会算账了”第二日，她便悄悄将栓柱算的数目，与工钱条上的数字对了对，分毫不差。
另一个叫小花的女童，家里是开豆腐坊的，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磨豆腐为生。学了“斤”、“两”、“钱”和简单的加减后，她竟能帮母亲记下每日卖出豆腐的大致斤两和收入，虽然记得歪歪扭扭，却让原本大字不识、全凭心记的母亲省心不少。她母亲逢人便夸：“学堂里教的，真管用！小花都能当小账房了！”
还有孩子学了“东”、“西”、“南”、“北”和附近几条街巷的名字后，第一次能清晰地向人指路，甚至能看懂坊里墙上贴的简单告示（如“防火须知”几个大字），回家说给父母听。
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改变着“第一坊”织女家庭内部的气氛。母亲们发现，孩子从学堂回来，眼里有光了，嘴里的话多了，甚至能帮上点小忙了。她们自己或许不识字，却从孩子稚嫩的诵读和笨拙的计算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名为“希望”的东西——我的孩子，或许不会像我一样，做个睁眼瞎，一辈子受穷挨欺。
口碑，就这样在织女们含泪带笑的讲述中、在街坊邻居啧啧称奇的议论里，不胫而走。起初，只是“第一坊”内部有适龄孩童的家庭，后悔当初没报名，或家里还有更小的孩子，纷纷打听蒙学班还收不收人。接着，消息传到了西门外邻近的街巷，那些靠做小买卖、打短工、或给人帮佣为生的贫苦人家，也心动了。他们或许不像织女那样有固定的“坊”作依托，但对孩子能识字算账的渴望，同样炽热。
于是，每日蒙学班下课时，厢房外渐渐围拢起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面孔，多是些衣衫褴褛的妇人或老人，牵着面黄肌瘦、眼神怯生生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向徐老先生或帮忙维持秩序的赵廪生打听：“先生，这学堂还收娃不？”“俺家小子九岁了，伶俐得很，能来念不？”“要交多少束修？俺俺家一时拿不出”
徐老先生和赵廪生不敢擅自做主，将情况反映给了林越和李墨。
“先生，门外想送孩子来学的，怕不下二三十户了。”李墨既感欣慰又觉压力，“咱们这两间厢房，最多再容十来人，已是极限。且徐老年纪大了，赵兄也有府学课业，精力有限。若再扩充，师资、场所、乃至笔墨沙盘的耗费，都成问题。是否先婉拒？”
林越看着窗外那些在寒风中瑟缩却充满期盼的身影，沉默良久。他深知李墨的顾虑是现实的。蒙学班本是他为兑现承诺、尝试“启智”的一步闲棋，依附于“第一坊”，资源有限。然而，民间的需求一旦被点燃，其力量远超预估。拒绝？看着那些可能因为错过这唯一机会而继续重复父辈蒙昧命运的孩童？
“不能拒。”林越最终摇头，语气坚定，“百姓有此心，是好事。咱们既然开了头，就得想办法走下去。困难是有，但可以想办法解决。”
！他找来周师傅商量，看能否在“第一坊”院内再腾挪出一两间堆放次要物料的偏厦，稍作整修，作为新的教室。周师傅实地看了看，点头说挤一挤，能再弄出两间小点的，但采光通风会差些。
师资方面，林越想到了一个人——那位曾在品鉴会上对改良纺车颇感兴趣的年轻廪生赵文昌。此人出身清寒，对实用之学态度开明，且课业优秀，在府学生员中小有名望。林越亲自去府学拜访，诚恳邀请他来蒙学班兼任教习，言明束修微薄，但意义重大。赵文昌本就对林越的“实用之学”心存好感，又亲眼见过蒙学班孩童的变化，稍作思索，便应承下来，答应每旬抽出三个下午来授课。此外，李墨也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时间，每日抽出半天，协助徐老先生管理蒙学并教授部分课程。
经费是最棘手的一环。“第一坊”虽略有盈余，但要支撑明显扩大的蒙学班（更多学童意味着更多的沙盘、算筹、偶尔的纸笔补贴，以及教习的束修），恐难以为继。林越与李墨仔细核算了最低限度的开支，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再次与“第一坊”管事的吏员商议，看能否从坊中盈余中再划拨一小部分，作为蒙学专项基金；另一方面，尝试向与“第一坊”有往来的几家布庄、商户募捐。林越亲自起草了一份言辞恳切、列明蒙学宗旨与现状的“劝募启事”，由李墨誊抄多份，分送各家。
出乎意料的是，募捐之事竟颇为顺利。那几家商户，尤其是平价布庄的东家，本就因“第一坊”稳定供货而获利，又亲眼见过蒙学班的一些孩子（有些是他们的街坊或雇工子弟）的变化，觉得此事既积德又利于地方安宁，纷纷解囊，虽数目不大，但聚沙成塔。一家专营文房的小铺老板，甚至主动提出以成本价提供蒙学所需的劣质纸张和石墨条。
在众人的努力下，扩班筹备紧锣密鼓地进行。周师傅带着学徒们叮叮当当地整修偏厦。徐老先生、赵廪生、赵文昌和李墨共同商讨，将学童按年龄和基础粗略分为“初识班”与“进学班”，制定不同的教学进度。林越则督促李墨加紧编绘第二批“情景识字图”和更丰富的算术例题。
然而，就在新的招生告示即将贴出前，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愿意送孩子来学的家庭，经过这几日的口耳相传和自发登记，竟已超过了一百户！远远超出了他们即使扩充教室后，最多能容纳的五十个名额！
“名额爆满了”李墨拿着那份长长的、字迹歪斜的名单，心情复杂。既有欣喜，也有沉重的压力。
林越看着那串长长的名字，仿佛看到了背后一百多个贫困家庭沉甸甸的期盼。他知道，五十个名额，意味着将有至少一半的孩子被拒之门外。这种选择，何其残酷。
“先按咱们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收五十人。”林越的声音有些低沉，“但名单不要毁掉，好好收着。告诉那些没能入学的家长，蒙学班草创，力有不逮，暂且记下，待日后若有机会，必优先考虑。另外”他顿了顿，“咱们或许可以想个办法，让没能入学的孩子，也能沾到一点光。”
“先生有何想法？”李墨忙问。
“编一份更简单、更便宜的‘家用识字算数册’。”林越眼中光芒闪动，“就用最糙的纸，印上最核心的几十个字、最常用的计量单位、和最基本的加减法例题、口诀。成本压到最低，让那些实在想让孩子学点东西、又进不了学堂的家庭，花一两文钱就能买回去，父母若有心，可以照着教孩子，哪怕一天认一个字，也是进步。这册子，可以由蒙学班的学生帮着抄写（作为练字），工本费几乎就是纸钱，在平价布庄或相熟店铺寄卖，不图赚钱，只求流传。”
李墨眼睛一亮：“此法甚好！虽不及学堂系统，却也是一线光明！学生这就去筹划！”
于是，扩招后的“第一坊便民蒙学”在忙碌与期盼中正式开课。五十名新旧学童坐进了略显拥挤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教室。与此同时，一份名为《家用识字算数启蒙（初编）》的粗糙小册子，也开始在西门外的街巷间悄然流传，价格仅仅两文钱。
蒙学班的名额爆满，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底层百姓对知识的渴望是何等炽烈，也折射出“实用之学”一旦真正触及民生痛点，所能激发出的巨大能量与随之而来的、甜蜜的负担。便民之路，在“启智”这一站，才刚刚迈出蹒跚却坚定的几步，便已感受到了前路的漫长与肩负的重担。但林越知道，无论多难，这条路，必须走下去。因为那一百多个名字背后，是一百多个等待被点亮的、蒙昧而渴望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