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纪委专案组的约谈室，安静得能听到心跳声。高育良坐在那张特製的椅子上，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双手平稳地交叠放在桌面上，仿佛不是在接受组织审查，而是在主持一场重要的学术研討会。他甚至还特意换上了一身深色中山装，更显沉稳儒雅。面对专案组组长和几位资深办案员，他神色平静，眼神深邃，带著一种歷经风雨的淡然。
“育良同志，今天我们请你来，是想就一些歷史问题，以及你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的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核实。”专案组组长的语气平和，但目光如炬，牢牢锁定著高育良。
高育良微微頷首，露出一丝略带歉意的微笑：“组长同志，各位同志，非常感谢组织的信任，给我这个说明情况的机会。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我深知配合调查是应尽的义务。对於汉东省，特別是林州市过去一段时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为曾经的亲歷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他开场便以退为进，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將问题的性质定调在“发展中的问题”和“领导责任”层面，而非个人违纪违法。
“关於吕州时期的一些土地出让和开发项目，”组长切入正题，“比如『月牙湖周边地块』、『城北新区三號地块』的出让，当时有反映指出，程序上存在一些瑕疵，最终受益方也与某些特定企业关联度很高。你作为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如何把握和决策的？”
高育良似乎早有准备，他轻轻推了推鼻樑上的金丝眼镜，语调不疾不徐：“组长同志，谈到林州，我们必须要放到当时的歷史背景下来看。那个时候，全国上下都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摸著石头过河』。林州底子薄，財政困难，招商引资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资本，盘活土地资源，加快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现在看来，有些程序可能不够完善，甚至存在『先上车后补票』的情况，但这在当时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性。”
他巧妙地將具体问题模糊化、普遍化，归咎於“歷史条件”和“时代局限性”，將自己置於一个“顺应大势”的位置。
“那么，在干部提拔任用方面呢？”另一位办案员追问，“比如，当时破格提拔担任吕州市財政局局长的王伯君同志，以及后来调到省里、与赵安邦关係密切的几位干部，他们的选拔过程，是否存在因人设岗、任人唯亲的情况？”
“干部工作，最重要的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高育良侃侃而谈，“王伯君同志虽然学歷不算最高，但基层经验丰富，处理复杂財政问题的能力很强，这在当时是得到班子多数同志认可的。至於后来他们与其他同志的工作关係，那是他们个人的交往，我作为老领导，不可能也没办法过多干涉。只能说，在用人方面，我可能更看重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时对干部的思想动態和『八小时之外』的情况跟踪了解不够深入，存在『用人失察』的责任。”
他再次將可能的指控，化解为“用人失察”这种可轻可重的领导责任，並暗示问题出在干部自身后续的变化，与他当时的选拔无关。
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高育良始终保持著这种“承认负有领导责任，但否认个人具体违纪”的姿態。他引经据典，谈哲学，谈经济学，谈干部管理艺术，言语逻辑严密，几乎滴水不漏。他试图构建一个“虽有工作失误，但初衷是好的，且是时代共性”的悲情改革者形象，试图用理论和情怀的迷雾，掩盖可能的权钱交易实质。
专案组组长静静地听著，没有打断，直到高育良关於“政法委书记工作”的阐述告一段落。
“育良同志，你的理论水平很高，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很深刻。”组长缓缓开口，语气依旧平和，但眼神锐利如刀，“但是，我们办案，靠的不是理论，而是证据。是靠一桩桩、一件件具体的事实来说话。” 他拿起面前的一份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份有些年头的会议纪要复印件，推到高育良面前。
“这是当年吕州市委常委会討论『月牙湖地块』出让的会议记录原始稿。上面清晰记录著，你在会上力排眾议，否决了国土资源局提出的公开掛牌出让方案，坚持採用『定向协议出让』的方式，並且亲自確定了远低於市场评估价的出让价格。而最终获得这块地的『景秀园林公司』，其控股股东经过层层穿透，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採取协议出让？为什么是这个价格？为什么恰好是这家公司吗？”
高育良的瞳孔微微收缩，交叠的双手食指不易察觉地颤动了一下。他没想到，十几年前的原始会议记录，竟然被找到了。
没等他组织好语言，组长又拿出了另一份材料。
“这是王伯君同志在提拔前夕，其亲属帐户收到的一笔来自境外、经由复杂渠道转入的五十万元『顾问费』的银行流水和路径追踪。匯款方，与后来在赵安邦帮助下，在省里拿到多个大型项目的昌隆建设集团，存在隱秘的关联。你能说明一下，这笔钱与王伯君的提拔，是否存在关係？你当时是否知情？”
高育良的额头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他试图保持镇定：“时间过去太久，这些具体细节，我需要回忆”
“不需要回忆了。”组长打断他，语气依旧平稳，却带著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们还有更多。包括你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收到关於赵安邦亲属插手具体工程项目的举报后，是如何批示『妥善处理，注意影响』，使得调查不了了之的；包括肖钢玉在违法对刘飞市长进行调查前，与你进行过怎样的电话沟通”
一份份文件，一页页记录，一段段通话摘要，被清晰地呈现在高育良面前。这些不再是模糊的指向和逻辑推论，而是铁一般的事实链，將他“领导责任”的外衣剥得乾乾净净，直接指向其利用职权，为赵立春家族输送利益，包庇纵容赵安邦集团的核心问题。
他那套“歷史条件”、“用人失察”的理论，在冰冷的证据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他精心构筑的、以理论和人脉为支撑的防御工事，被事实的重炮轰得粉碎。
高育良靠在椅背上，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那挺直的腰杆佝僂了下去，深邃的眼神变得空洞而涣散。他不再引经据典，不再侃侃而谈，只是喃喃道：“我我需要想一想我需要休息一下”
专案组组长示意工作人员给他倒了一杯水。
看著眼前这个瞬间苍老了许多的身影，组长心中並无多少快意，只有沉痛。再精巧的偽装，再深邃的城府，在党纪国法面前，在事实证据面前，终究是徒劳。高育良的防线，在確凿的证据链面前，彻底瓦解了。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公正审判。汉东政治生態中这颗盘踞极深、影响极坏的“毒瘤”，也即將被彻底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