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日，深夜。
王恪坐在空间的工作台前，面前摊开着一张四九城简易地图。他用红笔圈出了几个位置：南城粮食局第三供应站、东城孤儿院、西城工人新村居委会、北城军属大院。
地图旁边放着一本帐册，上面详细记录着空间粮仓的库存：小麦82吨、玉米65吨、大米47吨、各种豆类23吨、土豆红薯等粗粮约40吨。这些粮食，一半来自穿越前在全球的“零元购”，一半是空间里灵泉浇灌下的高产作物——生长周期只有外界的三分之一，产量却是三倍。
粮食堆积如山，但王恪一直没动。不是舍不得，是没想好怎么用。
直接拿到市面上卖？太扎眼，且不说来源无法解释，这个年代私下买卖大宗粮食是重罪。
捐给厂里？轧钢厂有国家供应，虽然紧张但不至于断炊，而且容易暴露。
送给四合院邻居？杯水车薪，还可能惹来更多麻烦。
直到最近，前线战事吃紧的消息不断传来，后方粮食供应压力明显增大。王恪在厂里听说，这个月的粮食配额又削减了5，食堂已经开始用杂粮掺着细粮做饭。街上排队买粮的队伍越来越长，粮店门口常有人因为买不到粮而争吵。
“是该做点什么了。”王恪轻声自语。
但怎么做，是个技术活。
他翻开笔记本，上面列着几条原则：
一、绝对不能暴露身份和粮食来源。
二、捐赠对象必须是真正需要的人，且最好是国家单位或公益机构。
三、数量要适中——太少没意义，太多会引起怀疑。
四、要留有馀地，这次是试探，看看渠道是否安全。
根据这些原则，王恪排除了直接捐赠给个人的想法。风险太大，且效果有限。他最终选择了四个点：粮食局供应站（国家单位）、孤儿院（公益机构）、工人新村（基层社区）、军属大院（特殊群体）。
每个点捐赠多少？他算了算帐。
粮食局供应站，可以捐得多一些，5吨小麦，通过正规渠道流入市场，能缓解一部分供应压力。但必须伪装成“匿名爱国人士捐赠”，不能让人联想到具体个人。
孤儿院，捐2吨大米、1吨面粉，直接改善孩子们的生活。这个最让人心安。
工人新村，捐3吨玉米和杂粮，通过居委会分发。基层最了解谁家真正困难。
军属大院，捐2吨面粉、1吨食用油。前线将士的家眷，理应得到照顾。
总共13吨粮食，不到空间库存的十分之一，但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天文数字——够两千人吃一个月。
数量定了，接下来是执行细节。
怎么运？王恪不可能自己开着卡车去送。他需要借助这个时代的运输体系。
他研究过四九城的粮食物流：粮食从火车站货场运到各区的粮食局仓库，再分发到各供应站。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环节可以“做手脚”。
比如，可以在半夜，用空间能力直接把粮食“放”到粮食局仓库的角落里，附上一封匿名信，说明是捐赠。仓库保管员早上发现，会上报处理。
但这样有风险——仓库有守夜的，而且粮食突然出现，太诡异。
更好的办法是，利用现有的运输漏洞。王恪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打听，知道火车站货场管理比较松散，特别是深夜，只有两个老职工值班。如果能混进去，把粮食“放”到某节即将发往粮食局仓库的车皮里……
这个方案可行，但需要精准的时机和伪装。
王恪从系统空间里取出变脸膏。这东西他之前用过一次，效果很好。再搭配一身破旧的工装，一个帆布工具包，看起来就象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他还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调拨单”——用这个时代的公文纸和格式，模仿粮食局的笔迹和公章。虽然仔细看能看出破绽，但深夜在货场，值班的老眼昏花，应该能蒙混过关。
“七月五日夜，火车站货场，三号站台，发往东城粮食局仓库的棚车。”王恪在地图上标注，“值班员：老张头，六十岁，近视，爱喝酒；老王头，五十八岁，耳背，贪睡。”
信息来自他之前“无意间”的打听。精神感知虽然不能复盖整个城市，但在火车站附近转几圈，听些闲言碎语，还是能收集到有用情报。
计划已定，接下来是等待时机。
七月四日，王恪照常去轧钢厂上班。项目组的工作进入关键期，新型轧机的传动系统设计遇到瓶颈，他和孙师傅、小李熬了两个通宵，总算找到了解决方案。
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听见工人们议论：
“听说下个月粮票又要减了？”
“可不是，我家五口人，现在一个月才六十斤粮，根本不够吃。”
“前线打仗，咱们苦点也应该。”
“理是这么个理，可肚子不答应啊……”
王恪默默听着，心里更坚定了捐赠的想法。
下午，他抽空去了趟东城孤儿院。名义上是“了解社会情况，为技术培训搜集素材”，实际上是实地考察。
孤儿院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是个破旧的四合院。院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周，戴着老花镜，衣服洗得发白但很整洁。
听说王恪是轧钢厂的技术干部，周院长很热情，带他参观了孩子们的宿舍、教室、食堂。
条件很简陋。宿舍是大通铺，被子单薄；教室只有几排破桌椅；食堂里，中午剩下的窝窝头硬得象石头，菜汤里看不到油花。
“现在国家困难，我们能理解。”周院长叹口气，“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一个月每人只有二十五斤粮，一半还是粗粮。你看那个最小的，才六岁，瘦得跟豆芽似的。”
王恪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一个小男孩蹲在墙角，抱着个破皮球，眼睛大大的，但脸色蜡黄。
“院里现在有多少孩子？”王恪问。
“四十二个。最大的十六，最小的四岁。”周院长说，“全靠国家拨款和社会捐助。可这几年捐助越来越少，上个月只有两袋面粉，还是发霉的。”
王恪心里一酸。他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这是他这个月的工资补助，塞给周院长：“给孩子买点吃的。”
“这……这怎么行！”周院长连连推辞。
“拿着吧。”王恪坚持，“我也是苦出身，知道挨饿的滋味。”
周院长收下钱，眼睛红了：“谢谢，谢谢您。孩子们会记住您的好。”
“不用记住我。”王恪说，“只要他们能吃饱，好好长大，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就值了。”
从孤儿院出来，王恪的心情很沉重。这个年代，象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能做一点是一点。
晚上回到四合院，易中海来找他，说院里要组织“爱国捐献”，支持前线。
“王科长，您看您捐多少合适？”易中海问得小心翼翼。
王恪想了想：“我捐一个月的工资。”
易中海吓了一跳：“这……这也太多了吧？您自己还要生活……”
“我一个人，开销不大。”王恪说，“前线战士在流血，咱们捐点钱算什么。”
这话说得易中海无话可说，只能点头：“那……我替前线战士谢谢您。”
等易中海走了，王恪关上门，冷笑一声。
院里这些“捐献”，有多少能真正到前线？有多少会被层层克扣？他不清楚，但知道不会全部。
所以他更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直接把粮食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七月五日夜，十一点。
王恪换上破旧的工装，脸上涂了变脸膏——变成一个四十多岁、面容沧桑的铁路工人。他把伪造的调拨单、一支手电筒、一包烟放进帆布工具包，然后悄悄从后窗翻出院子。
深夜的四九城很安静，街上几乎没人。王恪骑着自行车，朝火车站方向去。
火车站货场在城东，占地很大。夜里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铁轨纵横交错，停着一节节车皮。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悠长而寂寞。
王恪把自行车藏在货场外的草丛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向大门。
门卫室里亮着灯，两个老头正在下棋。王恪敲了敲窗户。
“谁啊？”一个老头探出头，是老张头，戴着老花镜。
“局里来检查的。”王恪递上伪造的调拨单，“明天要发往东城粮库的车，提前来看看。”
老张头接过单子，凑到灯下看了看，又看看王恪：“以前没见过你啊。”
“新调来的。”王恪从兜里掏出两包烟，塞过去，“辛苦二位，这么晚还值班。”
老张头接过烟，态度好了些：“进去吧。三号站台，棚车，车号4765。”
“谢了。”王恪点点头，朝货场里走去。
货场里很空旷，只有几个工人在远处装卸货物。王恪走到三号站台，找到了那节棚车。车门没锁，他拉开门，里面是空的。
很好。
他左右看看，确认没人注意，然后爬进车厢，关上门。
黑暗中，他集中精神，从空间里取出准备好的粮食——5吨小麦，装在标准的麻袋里，每袋100斤，正好100袋。麻袋是他在空间里用老式缝纴机缝制的，布料是这个时代常见的粗麻布，没有任何标识。
粮食堆了半个车厢。王恪又取出一封信，放在最上面的麻袋上。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故意写得歪歪扭扭：
“爱国人士捐，助国家渡难关。小麦五吨，请交东城粮食局。勿问来处，但求心安。”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做完这些，王恪在车厢里等了十分钟，确认外面没动静，才拉开车门跳下来。
他朝门卫室挥挥手，老张头也挥挥手，示意他慢走。
走出货场，王恪松了口气。第一步，完成了。
第二天一早，他没去厂里，而是请了假，说要处理“个人事务”。实际上，他在货场对面的茶馆里，要了壶茶，坐在靠窗的位置，观察货场的动静。
上午八点，货运员开始上班。不久，三号站台那边传来骚动——有人发现了那车粮食。
王恪看到几个人围着车厢指指点点，然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匆匆赶来，看了信，脸色严肃地说了些什么。很快，粮食局的人来了，派出所的人也来了。
现场被封锁，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议论：
“谁这么大手笔？五吨小麦！”
“匿名捐赠，真是活雷锋！”
“这下东城粮库能松口气了。”
王恪喝着茶，静静听着。没有怀疑，没有追查，只有感激和好奇。这说明，他的方法可行。
中午，他离开茶馆，去了东城孤儿院附近。在一个僻静的胡同里，他再次使用变脸膏，变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推着一辆破旧的手推车。
车上放着三袋粮食——两袋大米，一袋面粉，每袋50斤。这是给孤儿院的。
他推着车来到孤儿院后门，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是孤儿院的炊事员。看见王恪和车上的粮食，愣住了：“您这是……”
“有人托我送来的。”王恪压低声音，模仿老人的嗓音，“给孩子们吃。别问是谁，问了也不说。”
他把车推进院子，卸下粮食，转身就走。
“老人家，您等等……”炊事员想追，但王恪已经快步走出胡同，消失在人群中。
下午，王恪恢复本来面目，去工人新村“走访”。他找了个借口，说厂里要了解职工家庭情况，为困难职工发放补助。
居委会主任很热情，带他走访了几户特别困难的家庭。有一户，男人在朝鲜战场牺牲了，留下老母亲和三个孩子，全靠媳妇一个人打零工养活，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王恪记下了这家的地址。
晚上，夜深人静时，他再次变身，背着一袋玉米、一袋土豆，悄悄放在那家门口。还附了张纸条：“国家不会忘记烈士家属，保重。”
第二天，那家媳妇发现粮食，激动得跪在地上哭了半天。消息在工人新村传开，大家都说是“组织上暗中照顾”，谁也没想到是个人行为。
军属大院那边，王恪用了类似的方法。他打听到大院的值班规律，在凌晨三点，趁哨兵换岗的空隙，用空间能力直接把两袋面粉、一桶油“放”到了大院仓库的角落。同样附了匿名信：“前线将士保家卫国，后方家属理应安康。”
七月八日，四起匿名捐赠事件在四九城小范围传开。粮食局那边，领导专门开会，决定把这批粮食作为“特别供应”，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投放给困难户。孤儿院那边，孩子们终于吃上了白米饭，周院长说是“好心人捐助”，但不知道是谁。工人新村和军属大院，都在猜测是“组织的关怀”。
没有人怀疑到王恪头上。他在厂里照常工作，偶尔听人议论这些“奇事”，也只是笑笑，不说话。
晚上，他在空间里清点剩馀的粮食，在笔记本上记录：
“七月五日至八日，共捐赠粮食13吨。其中小麦5吨、大米2吨、面粉3吨、玉米2吨、土豆红薯等1吨、食用油1桶。”
“反应：普遍感激，未见追查。粮食局处理得当，孤儿院改善明显，困难家庭得到实惠，军属感到温暖。”
“结论：捐赠渠道基本安全。但需注意：一、不可频繁；二、每次数量不宜过大；三、伪装要彻底；四、不留任何线索。”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长长舒了口气。
这次试探，成功了。
他帮助了真正需要的人，测试了渠道的安全性，也为将来更大规模的行动积累了经验。
但王恪知道，这还远远不够。13吨粮食，对个人来说是巨款，但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前线还在打仗，后方还会更困难。
他需要更系统的计划，更安全的方法，更有效的渠道。
也许，等轧钢厂的技术升级完成后，他可以借助厂里的渠道，以“技术援助”“物资交换”等名义，把空间的粮食合理合法地拿出来。
也许，他可以通过系统，获得更高产的作物种子，在这个时代推广种植。
也许……
王恪摇摇头，收起思绪。路要一步一步走。
现在，他该专注于眼前的技术攻关。新型轧机的设计图，还差最后几处关键细节。
他坐到工作台前，摊开图纸，拿起计算尺。
窗外的月光，静静洒在图纸上。
那些受助者的笑容，那些孩子们的饭香，那些家属的眼泪……
都成了他前行的动力。
他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不仅是为了个人发展。
更是为了那些挨饿的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需要强大的国家。
夜深了。
图纸上的线条，越来越清淅。
就象前方的路。
虽然曲折，但有光。
王恪埋下头，继续工作。
而四九城的某个角落，一个孩子正抱着白面馒头，睡得香甜。
梦里，再也没有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