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的元旦，北京城是在一场大雪中度过的。
红星轧钢厂放了三天假，研究所也安静下来。但东跨院的灯，却连着亮了三个夜晚。王恪坐在书桌前，面前的稿纸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废稿堆了半尺高。
他在准备那份准备通过特殊渠道提交的报告。
获得“特别顾问”身份和直通渠道已经一个月了，他一直在思考，第一次使用这个渠道，应该提什么样的建议。技术问题？人才培养？这些虽然重要，但不够“紧急、重大”。
他需要提一个真正有战略价值、真正能影响国家发展方向的建议。
在反复思考后，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淅：特别经济区。
这个想法，在他从香港回来后，就一直萦绕在心头。亲眼看到那个弹丸之地如何利用自由港政策，如何吸引外资，如何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钮，给他的震撼太大了。
当然，香港是殖民地，情况特殊。但那种“划定特定局域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思路，是可以借鉴的。
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禁运，对外贸易几乎断绝。如果能开辟几个窗口，哪怕是很小的窗口，对打破封锁、获取外汇、引进技术，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但这个想法太超前了，太“石破天惊”了。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背景下，提出划定局域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王恪知道其中的风险。如果提得不好，不仅不会被采纳，还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所以必须非常谨慎，必须把道理讲透，必须把风险说清。
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报告终于完成了。
标题反复斟酌，最终定为《关于在沿海特定局域试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初步设想——以打破封锁、获取外汇、引进技术为目标的探索性建议》。
报告不长，只有八页，但每一句都反复推敲过。
开头，他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
“……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对外贸易渠道几乎断绝。所需外汇严重短缺，急需物资无法进口，先进技术难以引进。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国家建设进程……”
接着，他提出了内核观点：
“……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可考虑在沿海选择一两个条件适宜的地点，划定小范围局域，试行特殊经济政策。该局域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代表，而作为‘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主要服务于打破封锁、获取外汇、引进技术的战略目标……”
然后，他详细阐述了具体设想：
第一，选址原则。要选择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沿海地点。他枚举了几个备选：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厦门（面对中国台湾，侨乡众多）、汕头（着名侨乡）。
第二，特殊政策。包括：对外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允许外汇自由兑换（限于局域内）；简化进出口手续；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第三，产业导向。重点发展出口加工业、转口贸易、旅游业。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三来一补”）等方式，赚取外汇，学习管理经验。
第四，管理体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直属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开。实行“特事特办”，提高办事效率。
第五，风险控制。区域范围严格限定，政策严格限制在局域内，不扩散到全国。外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接受监督管理。
报告的结尾，王恪写道：
“……此设想为打破当前困境的探索性思路，可能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但鉴于形势紧迫，特冒昧提出，供领导参考。如认为有研究价值，可组织小范围专家论证，进一步完善。如认为不可行，则作为一份思考材料存盘即可。”
写完最后一个字，王恪放下笔，长长舒了口气。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他走到院子里，冰冷的空气让他精神一振。
雪后的四合院一片洁白，屋檐下挂着冰凌，在晨光中闪着晶莹的光。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还有人在过新年。
王恪看着手中的报告，心里很复杂。
这份报告一旦交上去，就没有回头路了。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被粘贴“思想激进”的标签。
但他不后悔。
因为他相信，这条路是对的。也许现在条件不成熟，也许要等很多年才能实现，但至少，要先有人提出这个想法，要先种下这颗种子。
一月五日，上班第一天。
王恪早早来到研究所，把报告用牛皮纸信封封好，在封口处盖上自己的私章。然后给工业部李司长打了个电话。
“李司长，我是王恪。有份材料想请您转交。”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是关于……”
“是关于对外贸易的一些想法。”王恪说，“我觉得很重要，想通过您转给领导看看。”
“好。”李司长说，“我下午在办公室，你过来吧。”
下午两点，王恪来到工业部。李司长的办公室在三楼，很简朴，只有一张办公桌、两个书架、几把椅子。
“王恪同志，坐。”李司长示意他坐下，关上了门，“什么材料这么重要？”
王恪把信封递过去：“李司长，这份材料，请您一定要亲自转交。内容……可能有些超前。”
李司长接过信封，看了看封口处的私章，又看了看王恪严肃的表情，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关于哪方面的？”他问。
“关于在沿海试行特殊经济政策，打破西方封锁。”王恪简单地说。
李司长的手顿了一下。他盯着王恪看了几秒，压低声音：“王恪同志，这个想法……很大胆啊。”
“我知道。”王恪说，“但我认为值得研究。现在的情况，您也清楚，再不想办法打开局面，会越来越被动。”
李司长沉默了。作为工业部技术司司长，他太清楚当前的困境了——急需的精密机床买不到，关键的原材料进不来，很多技术项目因为缺少外汇而搁浅。
“材料我看过吗？”他问。
“您可以看。”王恪说，“但我建议，最好直接转交。因为内容敏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李司长想了想，把信封放进抽屉里锁好：“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不过王恪同志，你要有心理准备，这种建议……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
“我明白。”王恪点头，“只要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一种思路，哪怕被批评，也值得。”
李司长看着他，眼神复杂。这个年轻人，技术过硬，思路开阔，更有一种难得的担当。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更让人担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你放心，我会尽快转交。”李司长说，“不过，你要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你们厂领导。”
“我明白。”
从工业部出来，王恪没有直接回厂里，而是去了趟王府井的新华书店。
书店里人不多，他走到国际政治书架前，找了几本关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书。这些书大多是苏联出版的，观点比较正统，但至少能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付钱时，售货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看了看他选的书，好奇地问：“同志，你是搞研究的？”
“算是吧。”王恪笑笑。
“这些书可不好懂。”姑娘说，“我在这儿工作两年了，买这些书的人不超过十个。”
“所以国家才需要更多人研究这些。”王恪说。
拿着书走出书店，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有些暖意。街道上人来人往，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商店橱窗里摆着简单的商品，货架不算丰满，但人们脸上大多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
这就是一九五三年的北京，一个百废待兴但又充满希望的城市。
王恪走在人群中，心里很平静。
报告已经交上去了，剩下的就是等待。也许很快会有回应，也许石沉大海，也许还会引来批评。
但无论如何，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作为特别顾问，他的职责就是提出建议，哪怕这些建议听起来不切实际，哪怕要冒风险。
因为国家的发展，需要有人思考那些“不切实际”的问题，需要有人探索那些“风险很大”的道路。
回到研究所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阎解成正在办公室等他：“王所长，第二代机床的主轴振动问题，刘老师有了新思路。他想用组合材料——芯部用普通钢，表面用高强度合金，中间加阻尼层。”
“这个思路不错。”王恪说，“但工艺复杂，能实现吗？”
“刘老师说可以试试。”阎解成说，“他已经开始设计试验方案了。”
“好，全力支持。”王恪说，“需要什么设备、什么材料，你列出清单，我来协调。”
“还有，”阎解成又说，“赵老师说，那个凸轮控制演示设备，零件加工遇到问题。机修车间的精密机床精度不够，加工出来的零件误差太大，组装后运动不平稳。”
王恪想了想：“这样，你去找陈主任，把零件图纸给他，让他想办法。如果厂里解决不了，我去外面协调。”
“好！”
阎解成走了，王恪坐下来，开始处理积压的文档。
一切如常。研究所的工作在继续，技术问题在解决，年轻人在成长。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所长刚刚提交了一份可能改变国家经济走向的报告。
王恪也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承担，一个人等待。
一周后，王恪接到了李司长的电话。
电话很短，只有两句话：
“材料收到了。近期不要离开北京，可能会有领导想见你。”
就这两句，然后挂了。
王恪握着听筒，心里明白——报告引起了注意。
是好是坏，还不知道。但至少，没有被直接否定。
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照常工作。参加技术讨论会，审阅设计图纸，协调各种问题。表面上看，一切如常。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
他在等。等一个回应，等一个结果，等一个可能改变很多东西的谈话。
等待的过程是煎熬的，但也是必要的。
他知道，像特别经济区这样重大的设想，不可能很快有结论。需要研究，需要讨论，需要权衡利弊。
也许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他愿意等。
因为这条路，无论多漫长，总要有人开始走。
而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这就够了。
夜深了，王恪站在研究所的院子里，看着冬夜的星空。
繁星点点，银河横贯天际。
他想起了在香港时，站在太平山顶看夜景的情景。那时的香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与内地形成鲜明对比。
那种差距，刺痛了他，也激励了他。
他相信，总有一天，内地也会有那样的繁华，甚至更繁华。
而特别经济区，可能就是通向那个未来的其中一条路。
路很长，很难。
但他会继续走下去。
因为他是特别顾问，因为他有这个责任，更因为他有这个信念。
星光下，王恪的身影站得笔直。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干部，一个研究所所长。
他是一个思考者，一个探索者，一个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留下自己印记的人。
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
直到那个光明的未来，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