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的话音刚落，议事厅里的空气就象被突然冻结。负责记录的书记员笔尖顿在纸上，墨水在羊皮纸上晕开一小团墨点；几位刚放松下来的大臣瞬间坐直身体，目光齐刷刷投向长桌末端的司法大臣乔治。
所有人都清楚，这个提案踩在了乔治的“雷区”上。这位头发花白的司法大臣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启蒙思想里的“平等”二字，是他毕生捍卫的法治信仰。
乔治果然立刻站起身，开始反驳这条法律：“陛下，首相大人，这绝对不可行！”
他的声音十分激动，“《民法典》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遗产享有平等继承权，这是我们从奥斯曼统治下独立后，引入现代法治文明的基石。绝对不能随意修改！”
他手指着法典上的条文，字字清淅：“我们之所以能被欧洲认可为文明国家，就是因为摒弃了封建时代的长子继承制，那种制度将财富与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让其他子女沦为附庸，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首相大人说要激发农业潜力，可难道要以倒退到封建制为代价？若废除平等继承，我们与那些野蛮的巴尔干小国还有什么区别？”
乔治大臣在平日里是一位以和蔼与耐心着称的长者，鲜少有人见过他如此激动。
议事厅里响起低声的附和，几位偏向保守的大臣微微点头。
乔治的话戳中了希腊精英阶层的痛点，自1830年独立以来，希腊始终以“欧洲文明在东方的灯塔”自居，任何被粘贴“封建倒退”标签的政策，都可能引发精英阶层的集体反对。
阿列克谢早料到会有激烈反对，他没有急于反驳，而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他在伯罗奔尼撒考察时，逐户记录的的调查报告。
他将报告推到乔治面前，又分发给其他大臣：“乔治大人，您看看这份关于伯罗奔尼撒农民斯皮罗斯的访谈记录。他拥有四公顷优质葡萄园，却禁止两个女几结婚以逃避家产均分。他对我说：我辛苦一辈子攒下的产业，如果平分给三个孩子，每人不到一公顷半，到时候谁家都富不起来，还不如现在让两个女几留下，等我死了再让他们结婚。””
他翻到报告的统计页，指着上面的红色批注：“这不是个例，报告里记录了三十七个农户，有三十户都是二十岁左右就结婚生子，平均每户有五个孩子。但与此同时，这些农户中有二十八户明确表示，最担心的就是土地被均分导致家道中落。”
在严格执行土地均分的法国，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更有甚者甚至让女儿放弃婚姻，严重阻碍了人口增长。
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去年的农业报告显示，全国小于一公顷的小农庄占比超过六成，这些农庄里，有七成农户都因为孩子多、土地少，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这正是强制均分继承制直接导致的恶果。我们现行的法律，正在系统性地制造贫困。如果长期执行这项法律，在未来很可能会导致希腊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同时人口质量也会因为贫困而降低。”
阿列克谢走到地图前，指着伯罗奔尼撒的红色标记：“我们要的不是封建倒退，是让法律适应国家的现实。法律的意义是什么？是保障公民的福祉，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当土地越分越碎、农户越来越穷，这样的平等”，到底是在保护权利，还是在制造苦难？”
他转向乔治，语气诚恳：“您说平等继承是文明的基石，可这种一刀切”的强制均分，从来没问过农民想要什么。有的农民想保全农庄代代相传，有的农民愿意均分后各自谋生，我们却只给了他们一种选择。这不是平等，是剥夺。”
“这剥夺了家庭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力。我不是要彻底废除平等继承，更不是反对民主思想，只是想还给他们选择权：愿意均分的可以均分，想保全农庄的可以选长子继承，这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更成熟的文明。”
“所以与其坐视土地再次碎片化导致民生凋敝，不如主动疏导，通过新政确保农庄的生产效率，并且给那些没得到土地的农民找到一条能够活下去的路。”
乔治张了张嘴，想反驳“选择权利会破坏法典统一性”，却被国王的声音打断。
康斯坦丁的权杖轻敲桌面，议事厅瞬间安静下来。
“乔治，阿列克谢说得都有道理。”国王的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不能抱着法典的条文不放，却看着田埂上的农庄一天天变小。但你担心的法治原则也必须尊重。所以，我们不争论该不该改”，只讨论怎么改”，即如何在保障家庭选择权的同时，守住平等的底线？”
这个问题让争论的双方都冷静下来。
阿列克谢率先开口：“我有一个方案。将强制均分”改为默认均分”，但允许父母通过公证遗嘱指定继承方式。同时添加保障条款：选择长子继承的家庭，必须为其他子女提供公平的补偿。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农具、牲畜等实物，补偿标准由当地法院根据农庄价值核定，确保其他子女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
“当然，我们也必须将这一改变告诉农民，让他们知道自己有选择的权力。”
看到阿列克谢做出了一些妥协，乔治心情渐缓，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
他说道：“公证遗嘱能保证程序合法，这样确实能规避封建倒退”的指责。但法院的工作量会大增，目前各地法院的书记员不足，恐怕难以承担核定补偿标准的任务。”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阿列克谢立刻回应，“可以从雅典大学法律系招募毕业生，再从公务员体系中调集一些人手。由司法部组织短期培训后派往各地，同时从财政中拨款，为基层法院增设两名书记员编制。这笔开支不大，但能保障法案落地，除此之外，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苏佐斯翻了翻财政预算表，抬头道：“这种规模的增设编制增加的开支不大，在可承受范围内。但我更关心，这个法案能给农业带来多少收益？要是农民不愿选择长子继承，我们的投入就白费了。”
“不会白费。”阿列克谢信心十足，“大多数农民绝对会选择长子继承。比如有一位叫做约安尼斯的农民已经明确表示，若法案通过，他会立刻立遗嘱让长子继承农庄，同时给其他子女一笔现金让他们去帕特雷谋生。我在乡村考察时，至少有十位农民跟我提过类似的想法。只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看到长子继承能让农庄越做越大，其他人自然会跟进。”
乔治终于点头：“从法理上看，这个方案可行。但需要在法案中明确，补偿标准必须公开透明，接受民众监督，避免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
国王见司法大臣松口，当即拍板：“就按这个方案修改，由司法部牵头起草法案条文，下周提交议会审议。”
继承法的争论暂告一段落，但阿列克谢显然准备了后手。
他将一份《促进人口与土地开发法案（草案）》分发给各位大臣：“修改继承法只是第一步，要让人口真正增长，还要给无地的年轻人出路。我提议推行移民垦殖”计划，将全国无人耕种超过十年的荒地、边远地块收归国有，由农业部统一平整、规划后，以极低的价格承包给无法继承土地的希腊族青年。”
他指着草案中的条款：“承包价格定为每公顷每年五德拉克马，是普通土地租金的五分之一。但有明确的约束：承包者必须在五年内完成开垦，第三年要达到最低产量标准，否则政府有权收回土地。同时为承包者提供为期三年的低息贷款，用于购买种子、农具和修建房屋。”
苏佐斯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个计划好！无人荒地收归国有不需要成本，低息贷款能刺激青年开垦，五年后荒地变成良田，肯定能增加税收。全国荒地不少，要是能开垦一部分，每年新增的税收收益应该会很可观，足够复盖贷款利息还有富馀。”
外交大臣西奥多罗斯却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他放下草案，语气凝重：“首相大人的计划很精妙，但有一个致命问题。希腊是多民族国家，穆斯林、斯拉夫等少数民族也有大量无地青年。若他们也申请承包荒地，我们是否批准？批准了，他们的人口也会增长，与强化希腊族主体地位”的初衷相悖；不批准，就是赤裸裸的民族歧视，会引发内部动荡，还会给奥斯曼帝国干涉我们内政的借口。”
这个问题让议事厅再次陷入沉默。毕竟前不久再塞萨洛尼基的事情就表明，希腊的民族矛盾依旧十分尖锐，一切政策都要考虑到这一点。
几位地方大臣也纷纷附和，担心法案会激化民族矛盾。
国王看向阿列克谢，发现他神色平静，显然早有准备。阿列克谢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手指圈出阿提卡、伯罗奔尼撒、色萨利三个局域：“我们不需要全面推行，而是采用地区试行”策略。将这份法案定为《国王敕令（试行）》，宣称因政府行政能力有限，目前只完成了这三个地区的荒地调查和规划，其他地区还在调查中，因此法案仅在这三个地区试行。”
他顿了顿，进一步解释：“这三个地区是希腊族的高度聚居区，几乎没有少数民族。法案在这三个地区试行，受益者自然以希腊族为主。而我们的官方理由是行政能力不足”需要试点总结经验”，完全不涉及民族问题，国内外的反对者都无从下手。”
“而且这几处地方不仅是希腊族的腹地，更是王国目前的财税与兵源内核。
先让内核强健起来，未来无论是要同化周边，还是应对变局，我们都能拥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西奥多罗斯眼睛一亮：“这个策略太高明了！以地区”为划分标准，而非民族”，规避了民族歧视的指控。”
“更重要的是进退自如。”阿列克谢补充道，“试点成功后，若想扩大范围，可以宣称调查完成”，将法案推广到其他希腊族聚居区；若少数民族有所反应，也可以用其他地区调查未完成”为由，无限期推迟推行，牢牢掌握主动权。”
苏佐斯还有顾虑：“但行政能力不足”的说法，会不会让欧洲国家觉得我们政府效率低下？影响之前创建的“现代国家”形象？”
“不会。”西奥多罗斯笑着反驳，“欧洲各国推行改革时，都常用试点”的方式，这会被视为谨慎务实”的表现。我可以在下次外交会议上强调，希腊政府为了确保法案落地，特意先试点再推广，体现了对民众负责的态度，反而能提升我们的形象。”
大臣们再也没有反对意见。康斯坦丁国王站起身，目光扫过议事厅里的每一个人，声音铿锵有力：“移民垦殖计划，就按地区试行”方案执行。由首相牵头，农业部负责荒地调查和规划，财政部负责低息贷款的发放，外交部负责应对国际舆论。三个月内完成试点地区的准备工作，明年春天正式激活。”